男人皆好色，文人也然，并非因為飽讀詩書就刀槍不入，不過，文人的好色帶有一點含蓄的雅趣。一次，胡適的朋友在他家聚會，徐志摩抱來一大堆德文色情書，大家爭著看。胡適說：“這種東西，都一覽無遺，不夠趣味。我看過一張畫，一張床垂下了芙蓉帳，地上一雙男鞋，一雙繡鞋，床前一只貓蹲著抬頭看帳鉤，還算有一點含蓄。”看看，明明是好色，還希望擁有無窮的想象。

       還有，陳獨秀在北大教書時好逛八大胡同，他與高君曼同居，得意地寫信給蘇曼殊，說：“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詩賀我乎？”明明是非婚同居，一時竟還傳為佳話了。也許因為陳獨秀一向反傳統，所以沒有人敢去呵斥他的不道德，要知道，在中國文化里，色與德是對立的，好色者壞德，德高者戒色。然而，是人就有情欲，而“多情者必好色”，所以自有文章以來，有情趣的文章大多有情色文字。因此，“情色”在文人筆下就變得有些山隔水阻，曲徑幽篁，形成了雅趣。

       文人或許是技癢，總想把自己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事情寫出來。于是，我們讀到歐陽修寫的纖纖玉手：“玉指纖纖嫩剝蔥”；白居易寫眼睛：“回眸一笑百媚生”；李白寫氣味兒：“一枝紅艷露凝香”；宋玉寫身高：“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還有秦觀，寫得更誘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漫贏得青樓，薄幸名存。”中國歷代娼風大盛，那是才子佳人欣賞與被欣賞的時代，李白、白居易、蘇東坡、秦觀、柳永等墨客騷人哪一個不是風月中人？吃花酒只是更增其一份瀟灑飄逸，也許，面對紅粉佳人的輕松能讓文人們找到更多的靈感與激情，試想，沒有了李香君，能有《桃花扇》？沒有了琵琶女，又哪來的《琵琶行》？

       要知道，古代的文人在其聲色犬馬中，比我們現在想象中的要高級得多，雅趣得多。過去的妓女講究色藝雙絕，不光靠一張臉取悅于人，有好顏色還要有好才情，文學修養是極緊要的標準之一，只有書香的熏陶，才上得“芳譜”的。讀晚清小說《花月痕》就知道，“十花品第”之第一名劉秋痕便是工昆曲、好讀書，文學修養極高的女子。而蘇小小的詩文，柳如是的才情，董小宛與戀人之間的唱和，無不充滿文學的韻味。同時，她們因為有豐富的人生閱歷，見識往往高人一籌，所以，妓女們多為才女，且多數是賣藝不賣身的。

       而文人光顧青樓，那叫“狎妓”，重點放在調情上面，甚至只是純粹調情。柳永在《少年游》里就有一句“狎性生疏，酒徒蕭索，不似去年時”。“狎”與“嫖”的概念略有不同，“狎妓”的重點不在發生男女關系，而在于調情，而調情者，自然要雙方旗鼓相當，才情處于伯仲之間，才能調出味道，調出“性”趣。你作首艷詞，對方就必須彈首艷曲以示高下；對方跳支艷舞，你也應該要會打個鼓點助助興。若說飲酒對詩，作畫對弈，更是文人“狎妓”中的家常便飯。他們唱和詩酒雪月風花，琴瑟和諧要焚香沐浴，剪燭伴讀也要青春佳麗，只是品評賞玩一下女性美而已。

　　相比之下，如今的人根本就不懂好色，不僅缺乏欣賞的能力，而且缺乏耐性，缺乏調情的才情。以前的女人含而不露，是被旗袍包裹得嚴嚴實實之下的誘惑，就連當年的夢露裙擺也是往下掩的；如今的一些女人，能少穿就盡量少穿，裙擺都是往上撩的，甚至刻意走光，刻意搞出個什么門來。柳永已逝，井水邊處再沒柳詞；胡適客死孤島，芙蓉帳前沒有了繡花鞋，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