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2000多年前的王莽當政時期，也就是一代楚王在徐州獅子山下葬100多年后，一群盜墓賊闖進了他的地下宮殿，野蠻地打開玉棺，發現了里面的金縷玉衣。接下來發生的，是楚王生前想想都會顫栗的一幕：他們拆開金縷玉衣，把楚王的尸骨拋到一邊，然后將玉衣拖到陵墓的天井，抽取上面的金絲。按照西漢人的觀念，那是楚王魂飛魄散的一刻，他希望用金縷玉衣讓自己永生的夢想就此破滅……

　　2000年后的今天，修復后的金縷玉衣陳列在徐州博物館展廳最顯眼的位置。玉衣由上等和田白玉制成，玉片有正方形、長方形、三角形、半圓形、月牙形等形狀，最大的鞋底片近9平方厘米，最小的手套片不到1平方厘米，有的厚度還不到1毫米。目前國內修復完整的玉衣有7件，一件玉衣由2000余片玉片拼綴而成，而這件玉衣用了4248片玉片，穿綴的金絲重近1600克，是目前國內出土玉衣中年代最早、玉片最多、玉質最好、工藝最精美的一件。

　　在2000多年前的西漢，從遙遠的新疆運來玉料，再對每塊玉片鉆孔和磨光，編綴玉片還需許多特制的金絲，制成一套“金縷玉衣”所費的人力物力十分驚人。但對永生的狂熱追求，導致了玉衣等喪葬用玉的高度發達。西漢人認為，魂與魄互相依存，而魄依附于身體，只要身體不朽，人就可以留住魂魄，在陰間延續原來的生活。王侯貴族們相信美玉凝聚了天地之精華，穿上玉衣便可尸身不腐，因此他們死后不僅穿上玉衣，連頭部的七竅，甚至下陰和肛門，都配有玉罩或玉塞。葬在獅子山的這位楚王穿著玉衣長眠在玉棺中，玉棺一面髹漆，一面鑲貼各種形狀的玉板，數量達2000余塊，鑲玉面積接近9平方米，且多是來自新疆瑪納斯河流域的碧玉。鑲玉漆棺制度所耗費的財力是諸侯國乃至西漢中央王朝都難以承受的，東漢朝廷規范葬玉制度，保留了玉衣，摒棄了玉棺。因此考古發掘中玉棺比玉衣更加罕見，獅子山出土的玉棺是全國出土的第二具。

　　“事死如事生”的觀念也是漢代流行厚葬的原因。獅子山楚王陵幾乎掏空了一座山，但這是一座沒有完工的陵墓。前墓道里殘石林立，有很多石構件半成品；有些墓室還未完工，主體建筑部分缺少廁間和排水設施；建造粗糙，壁面未涂朱砂；附近的兵馬俑坑是倉促掩埋的，這些均表明陵墓的營建因突發事件而中止。幸而墓中出土了墓主的頭骨、下頜骨、肋骨、股骨和骶骨，再結合金縷玉衣的尺寸，一代楚王的形象得以復原：方面闊口，肩寬背闊，身高175厘米，去世時只有37歲左右，他揮劍策馬的雕像就樹立在獅子山楚王陵入口處。

　　那么，他究竟是12代楚王中的哪一位？專家們從出土文物中尋找證據。墓中出土了17萬多枚銅錢，均為“半兩”錢，而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開始鑄造的五銖錢卻一枚也沒有發現，再結合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專家斷定，墓主應該是第二代楚王劉郢（也有史料記作劉郢客）或第三代楚王劉戊。不過劉郢是壽終正寢，且有子嗣，而劉戊在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參與吳楚“七國之亂”，兵敗自殺且絕嗣，墓葬由此停建顯得最為合理，因而墓主很可能是劉戊，由4000多件陶俑組成的龐大的步騎軍陣，也最符合他的性格和身份。但也有專家認為，漢代諸侯王即位后第二年即開始為自己修建墓葬，而劉戊在位21年，墓葬應該修建得十分精致，墓葬未修完應該是墓主在位時間短且死得突然，符合這一條件的是劉郢。更重要的是，獅子山王后墓即羊鬼山漢墓修得較為完善，說明王后去世時間要晚得多，因此這位楚王不可能是參與造反的劉戊。

　　歷史上無數帝王將相的陵墓遭到盜墓賊洗劫，獅子山也不例外，而這次盜墓之巧妙，著實令人嘆為觀止。盜墓賊找到了山頂唯一通往墓室的通道——天井，然后向西北方向幾乎是筆直地打了一個盜洞，終點恰好就是墓室的唯一通道——甬道的入口，這說明盜墓賊很熟悉墓葬結構，有可能是當年工匠的后人，甚至就是墓園駐軍監守自盜。然而工匠們封墓時在甬道里布置了四組塞石，塞石呈長方形，每塊重五六噸，四塊塞石一組，形成“田”字形，塞石間的縫隙手插不進。然而這幫盜墓賊想出了個巧妙的辦法：在塞石上鑿出一個牛鼻狀的環扣，穿上繩子，像牽牛一樣拽出了右上角的一路四塊塞石，鉆進墓室，把里面的金銀財寶帶回到天井，放在塞石上揀選，金縷玉衣就是在塞石上被抽去金絲的。

　　盜墓一直令古代王公貴族們提心吊膽，而漢代的厚葬之風使大型漢墓成為盜墓賊的首選目標，以至于一代楚王竟要向盜墓賊“哭窮”。徐州龜山漢墓是第六代楚王劉注夫婦的同塋異穴墓，墓前部樹一塊石碑，用小篆寫了一段話，大意是：后世賢大夫們，我雖然是一代楚王，但我敢向上天發誓，墓中沒有值錢、華貴的服飾，沒有陪葬的金寶玉器。當你有幸看到這段刻銘, 你心里一定會為我悲傷。所以，你們就沒有必要再動我的墓葬了。結果，盜墓賊并沒有放過他，龜山漢墓被盜過兩次。

　　不過劉注的話代表了一種薄葬觀念。三國時期，曹丕提倡薄葬，一道《終制》禁令，宣告延續了400多年的玉衣制度終止，從此中國玉器進入了世俗化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