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著陰森、恐怖、暗殺、綁架的上海極司非爾路76號，是抗戰時期汪偽特工總部所在地，是人人談虎色變的人間魔窟。它是汪偽集團的漢奸政客和特務活動的主要基地，是敵偽時期發生的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等等罪惡的淵藪。連頭號漢奸夫人陳璧君也不得不承認：“76號是一處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曾打進來兩位年輕的美女女諜，她們以柔弱之軀周旋于這個虎狼之窩，機智勇敢地完成著組織交給的特工任務。

　　這兩位美女，一是中統的鄭蘋如；另一位則是中共地下黨員關露。

　　鄭蘋如為上海名媛，花樣年華的她風姿綽約，是上海灘上有名的美女，當年上海第一大畫報“良友畫報”1937年7月的130期曾將其作為封面女郎，她當時還是上海政法學院的女學生。只是因為她身份特殊，只稱“鄭女士”三個字，而未寫全名。

　　封面上的鄭蘋如正如著名作家鄭振鐸所描寫的那樣：“身材適中，面型豐滿，穿著華貴而不刺眼，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一個有教養的純情女孩。”名噪一時的電影《色戒》中的美女主角王佳芝的原型，就是鄭蘋如。

　　關露是聞名上海的女作家，秀麗端莊，氣質高雅。在上世紀30年代的舊上海，關露與張愛玲、丁玲齊名，是三大才女之一。電影《十字街頭》被傳唱一時的主題歌《春天里》的歌詞就是關露寫的：“春天里來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陽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她還翻譯了高爾基的《海燕》、《鄧肯自傳》等影響很大的優秀作品。面對日寇的侵略，關露還寫下了“寧為祖國戰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這樣的愛國詩詞，為她贏得了“民族之妻”的美譽。

一

　　鄭蘋如是一個中日混血兒，浙江蘭溪人，1918年生。父親鄭鉞，又名英伯，早年留學日本法政大學，追隨孫中山先生進行民主革命，并加入了同盟會。他在東京時結識了日本名門閨秀木村花子，花子對中國革命頗為同情，兩人結婚后花子隨著丈夫回到中國，改名為鄭華君。他們先后有二子三女，鄭蘋如是第二個女兒，從小聰明過人，善解人意，又跟著母親學了一口流利的日語。當時投靠汪政權的資深媒體人金雄白曾多次見過鄭蘋如，關于鄭蘋如出眾的外表，金雄白以朱子家筆名在《春秋》雜志上連載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有以下記載：“一個鵝蛋臉，配上一雙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

　　鄭英伯在回國后，曾任上海復旦大學教授，還擔任過江蘇高院第二分院的首席檢察官。與與中統巨頭陳立夫的堂弟、時任國民黨特工機構“中統”駐上海負責人陳寶驊關系密切。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鄭鉞一家以木村花子的日本人身份作為掩護，在上海參加地下抗日活動。在家庭和時局的影響下，鄭蘋如憎恨日本帝國主義，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上海淪陷后，她憑借卓越的日語能力，以及父親與“中統”的關系，成了“中統”上海區的情報人員。

　　鄭蘋如是位很出色的“中統”情報員，她憑借母親的關系，周旋于日寇的高級官佐中，她曾和日本首相近衛文磨派到上海的和談代表早水親重攀上關系，繼而又通過早水的介紹，結識了近衛文磨的兒子近衛文隆、近衛忠磨，以及華中派遣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等人。那近衛文隆見到鄭蘋如后，一下子墮入情網。她天真地認為，若掌握了近衛文隆，就能迫使日本首相作出停戰讓步了。于是她曾請示上級，計劃軟禁日本首相的兒子近衛文隆。直到重慶方面命令她中止這一行動時，她才罷手。原因是，重慶方面擔心把近衛首相推向強硬派一邊。這一史實也已在日文著作《歷史的證言》中得以披露。

　　鄭蘋如還曾探聽到汪精衛“將有異動”的重要情報，通過秘密電臺上報重慶，可惜當時政府起先并未重視，直到汪精衛離開重慶投敵后，方知鄭蘋如早已掌握此一情報，此后重慶國民政府對她極為倚重。

　　1938年冬，國民黨“軍統”高官丁默村從昆明逃至上海日占區，在大漢奸李士群的撮合下投敵叛國，在當時上海的極司菲爾路76號組建了汪偽政權特務機構總部，丁默村、李士群分別為正、副主任。丁默村把持下的汪偽政權特務機構總部與汪精衛合流，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抗日志土，并與國民黨的“軍統”和“中統”展開了較量。由于出身“軍統”，丁默村對國民黨特工機構的活動規律一清二楚，經常在“特工戰”中給對方重大打擊，大批非國民黨抗日人士也遭到血腥鎮壓，日本記者稱之為“嬰兒見之都不敢出聲的恐怖主義者”，國人稱之為“丁屠夫”。于是，流亡重慶的國民黨當局下令，不惜一切代價，除掉丁默村。

　　接觸過丁默村的日本人犬養健曾這樣描述他：“長相平凡，五尺身材，有肺病錮疾，臉色蒼白，少言寡歡。有病吸鴉片，喜壯陽藥，好女色。”“中統”駐上海負責人陳寶驊針對丁默村嗜色如命的這一特點，決定選派一名年輕漂亮且善于交際的女特工前去施展“美人計”，誘殺丁默村。鄭蘋如在上海明光中學讀書時，丁默村曾任該校校長，兩人算是有師生之誼。因此，她成了當時“中統”上海區內最合適的人選。鄭鉞也鼓勵女兒：“抗日除奸，對國家民族有利，對四萬萬同胞有利，非做不可。”

　　鄭蘋如在大學時期，就早已有了意中人。她的男友王漢勛，是國府運輸大隊的飛行員，是鄭蘋如的大弟鄭海澄在國府空軍里的隊友。就在鄭蘋如接到行刺丁默村的命令不久，男友王漢勛曾兩度要請鄭蘋如一起到香港結婚，但因要務在身，鄭蘋如婉拒了。那個時代，為了民族大業，有多少愛國青年寧可犧牲自己的愛情，真是了不起。
　　
　　好色的丁默村交到鄭蘋如這樣如花似玉的女朋友，果然喜出望外，對之寵愛有加。而鄭蘋如佯裝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不時恃寵撒嬌，與丁默村時斷時續，若即若離，逗得丁默村饞涎欲滴，神魂顛倒。中統見時機成熟，布置下手。第一次行動，由鄭蘋如請丁默村到她家作客，在鄭家附近安排了狙擊人員，然而丁默村詭計多端，他的轎車快到鄭家時，他改變主意掉頭離去，計劃遂告失敗。

　　此時中統上海區的負責人換了張瑞京，他重新策劃第二次“刺丁”，他安排鄭蘋如以購買皮大衣為由，想把丁默村誘殺在西伯利亞皮貨店。豈料就在此時張瑞京被李士群逮捕，張李原有一番交情，當張和盤托出“刺丁”計劃時，正中李士群夫婦的心意，原來，丁默村與李士群此時已矛盾很深了，李士群早就想除掉他了。為防事跡泄漏，李士群他們先把張瑞京保護起來，而中統上海區見沒有任何異狀，于是原計劃照常執行。
　　
　　1939年12月21日，丁默村在滬西一個朋友家吃中飯，他打電話邀鄭蘋如前去參加，鄭便趕到滬西陪丁默村直到傍晚。那天，鄭蘋如特意打扮得花枝招展，艷麗迷人，令丁默村感到在朋友面前很有面子。歸途中，丁說要去虹口，行至位于靜安寺路的一家皮貨店時，鄭蘋如突然提出要買一件皮大衣，拉著丁默村進店幫她挑選。丁默村的職業反應是到一個不是預先約定的地點，停留不超過半小時，照理說是不會有危險的。心想鄭的執意要他同去，不外乎是想乘機敲他一筆竹杠。于是他便隨她下車，但當鄭正在挑選皮衣時，丁默村突然發現，玻璃櫥窗外有兩個短打衣著、形跡可疑的人，正向他打量。丁一看情形不對，便從大衣袋里摸出一迭鈔票，向玻璃柜臺上一摜，說：“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說完就急轉身向外跑。鄭見丁默村突然向外奔跑，起初一愣，本想追蹤出去，但走了兩步，又停住了。
　　
　　此時徘徊在店外人行道上的中統特務，沒料到丁默村會不等東西挑好，就突然沖出店來，因此稍為躊躇了一下，竟讓他沖過馬路。丁的司機見他狂奔而出時，早已發動引擎，開好車門。等到槍聲響時，他已鉆進車內，拉上了車門，子彈打在防彈車門上，他毫發無傷，揚長而去。而李士群派出的狙擊人員，因只是“協助”成分，因此也沒有怎么出力，暗殺行動乃告功敗垂成。

　　僥幸逃脫暗殺之后，丁默村認定鄭蘋如是“中統”特工，但不“忍心”對這個美人下手，希望借此機會將她徹底“收為己有”。因此，他不僅假意接受鄭蘋如對此事的辯白，還應她的要求派人給她送錢。而不甘心失敗的鄭蘋如也以為丁默村已經完全被自己迷惑了，便于3天后主動前往“76號”，試圖繼續與丁默村交往。她隨身攜帶著一支“勃朗寧”袖珍手槍，計劃伺機擊斃丁默村，完成鋤奸的任務。但由于已與丁默村勢若水火的李士群早已知曉“中統”暗殺丁默村的計劃，鄭蘋如一踏進“76號”，就被李士群手下的特務逮捕。

　　整個“76號”主要是由丁默村所設計，大門是牌樓式的建筑，兩側的墻上開了兩個洞，用來安裝機關槍。在大門的東側，有二十多間相對應的平房。做為警衛總隊的辦公室和審訊室，在大門的西側，有一棟樓房是電訊室。電訊室旁的棟建筑是看守所，看守所旁花園，有一棟三開間的平洋房，由日本憲兵占用，作為現場指導和監視使用。日本的上海特務總部"梅機關"部分人員進駐在這里。“76號”的主要建筑位于正中央，是棟三樓洋房。這棟主建筑的二樓是丁默村和李士群的辦公室兼寢室。三樓有兩個房間，是所謂的“犯人優待室”。鄭蘋如被抓后，就是被關在這里。

　　在接受審問時，鄭蘋如承認皮貨店門口的暗殺行動與自己有關，但原因是“丁默村與我相好后，又別有所戀，我實不甘心，就用錢請人來打他”。她將一樁政治暗殺說成了男女之間的爭風吃醋，并始終不承認自己是“重慶的人”。

　　丁默村雖然惱恨鄭蘋如參與對自己的謀殺，但又著實迷戀她的美色，因此他并沒想要置她于死地，只是想關她一陣子，再把她放出來。

　　一批與這件案子毫無關系的女人，如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周佛海的老婆楊淑慧，以及李士群的妻子葉吉卿等卻一致主張非殺鄭蘋如不可。這些汪系要人的太太們都曾經到羈押的地方看過鄭蘋如，一致批評鄭蘋如生得滿身妖氣，謂此女不殺，無異讓她們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膽胡為。丁默邨的太太趙慧敏當然是醋海興波，而其余的貴婦人們尤極盡挑撥之能事。

　　于是丁默村的老婆趙慧敏卻悄悄找到畢業于黃埔六期的汪偽“和平救國軍第四陸司令部”司令員林之江，并對他面授機宜，于是鄭蘋如被暗中移解到憶定盤路三十七號的“和平救國軍”第四路司令部內，這連丁默村與李士群都不知道。1940年2月在一個星月無光的晚上，林之江從囚室里請出鄭蘋如，謊稱丁默村找她，汽車七拐八彎，來到滬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

　　鄭蘋如已經知道這里將是她的殞命之地。她依然態度從容，下了車，仰著頭，向碧空癡癡地望著，嘆了一口氣，對林之江說：“白日青天，紅顏薄命。你我有數日相聚之情，今若同去，亦不為晚。若君無意，則有死而已。唯勿槍擊我面，壞我容貌。” 　　

　　林之江對此一代紅顏，竟至手顫心悸，下不了毒手，他背過臉，指揮他的衛兵上前。鄭蘋如連中三槍倒下了，死時年僅23歲。抗戰勝利后，著名文學家鄭振鐸曾在1945年10月6日出版的《周報》上以《一個女間諜》為題追悼鄭蘋如，他說：“為了祖國，她不止幾次出生入死，為了祖國，她壯烈的死去！比死在沙場上還要壯烈！”
　　
　　鄭蘋如之父鄭英伯因不愿以出任偽職而保釋女兒，一病不起，于1941年初抱恨而終。“七七事變”后，正在日本學習飛行的鄭蘋如的弟弟鄭海澄毅然回國，駕機與日寇搏擊于長空。1944年1月19日，他在保衛重慶的空戰中壯烈犧牲。鄭蘋如的未婚夫王漢勛是鄭海澄的空軍戰友，1939年春，他曾兩次寫信約鄭蘋如去香港結婚，但國難當頭，鄭蘋如一再推遲婚約，兩人相約抗戰勝利后再步入婚禮殿堂。出師未捷身先死，這對戀人為了抗戰先后倒下。1944年8月7日，王漢勛在衡山執行軍事任務時犧牲，時為上校大隊長。如今，鄭海澄、王漢勛的名字都鐫刻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紀念碑上。

　　鄭蘋如死后，沒有得到應有的表彰，她的名字甚至沒有出現在國民黨的《上海抗戰蒙難同志名單》上，一直到鄭蘋如的母親鄭華君（木村花子的中國名字）女士1966年以80高齡在臺去世，才獲蔣介石頒“教忠有方”匾額。

　　2010年5月，日本作家柳澤隆行所著的《鄭蘋如》一書在日本出版。

二

　　關露原名胡壽楣，又名胡楣，1907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右玉縣。幼年家貧自學完中學課程，1927年至1928年，先后在上海法學院和南京中央大學文學系學習。1930年初，第一篇短篇小說《她的故鄉》發表于南京《幼稚周刊》。當時，關露、潘柳黛、張愛玲、蘇青并稱為“民國四大才女”。

　　九一八事變后，關露參加了上海婦女抗日反帝大同盟。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加入“左聯”。曾在中國詩歌會創辦的《新詩歌》月刊任編輯，詩作《太平洋上的歌聲》蜚聲當時上海文壇。

　　1939年，上海灘淪陷為“孤島”時，關露已是上海灘最有名的三個女作家之一，另外兩個是丁玲與張愛玲。讓人莫名其妙的是，這樣一個受人喜愛的女作家，卻在這年年底突然銷聲匿跡。當關露再次出現在上海灘的時候，她竟然成為汪偽特務頭子家里的紅人。

　　原來，此時的她，接受了組織上交給的一個秘密任務：打入“76號”，摸清汪偽政權特工頭目李士群的真實思想動態，并在適當的時候對他進行策反。這么一個艱巨的任務，為什么會選擇關露呢？事情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

　　關露有個妹妹叫胡繡楓。1933年，李士群被國民黨抓了以后，他的老婆葉吉卿在走投無路之下，胡繡楓接待了她，所以李士群對胡繡楓一直心存感激。基于這層關系，黨組織原準備派胡繡楓去的，但胡繡楓當時在重慶工作繁忙，于是推薦了她的姐姐關露。　　

　　1939年11月，關露的長篇小說《新舊時代》已進入了最后的修改，但就在一天夜里，她接到了一份中共華南局最高領導人的密電——速去香港找廖承志！關露到達香港后的第二天，兩個客人拜訪了她。其中一個就是廖承志，時任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另一個人則自我介紹說：我叫潘漢年。那是一次絕密的談話，直到若干年后，有關材料里才第一次提到它。潘漢年此番見關露的目的，是代表黨組織指示關露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群。

　　接受任務后，她不得不與戀人王炳南做一個暫時的告別。關露告別王炳南時，王炳南送給她一張照片，背面寫：你關心我一時，我關心你一世。而關露則將詩集《太平洋上的歌聲》送給他。王炳南是革命外交人杰，是中國共產黨統戰工作的開拓人，是周恩來與各民主黨派密切合作的聯絡人，他非常支持關露的工作。就這樣，熱戀的兩個人為了工作分開了。

　　回到上海后，關露很快利用李士群恩人的姐姐之身分，打入76號魔窟，成了這里的常客。關露身材高挑，氣質高雅，談吐不俗，很受漢奸們的喜歡。李士群讓太太和關露一起逛商場、看戲、出席各種公開場合。李士群夫婦對關露很有好感，每月都送她200元錢。

　　關露來到李士群身邊之后，很快將李士群的一些真實想法摸透，原來淪陷區的大漢奸盡管對百姓生殺予奪，卻很惴惴不安于自己的前途。關露將李士群的思想波動，及時匯報給了接頭人潘漢年。

　　此時，關露投靠汪偽特務的消息傳開了。1940年3月，汪精衛在南京粉墨登場，上海的敵特空前猖獗。這激起了文藝界進步團體的抗日熱情，就在這個用人之際，左聯負責人找到了主管詩歌工作的蔣錫金。 “關露還參加你們的活動嗎？” “是的。” “今后不要讓她參加了。” 此后，上海的許多關露昔日的同事、朋友均對她側目而視，大家一談起她，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

　　據妹妹胡繡楓透露，在此期間關露曾給她寫過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媽媽’身邊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媽媽’同意嗎。” 這里的“爸爸媽媽”就是指解放區、延安。胡繡楓說，接到關露來信后，自己立刻跟鄧穎超匯報了此事。沒多久，八路軍辦事處一個人就找到胡繡楓，隨后胡繡楓回信給關露說：“‘爸爸、媽媽’不同意你回來，你還在上海。”

　　蒼天不負有心人。忍辱負重了兩年后，關露的付出終于有了收獲。1941年，關露與李士群進行了一次有跡可尋的對話，終于將李士群成功策反。關露說：“我妹妹來信了，說她有個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李士群是個很聰明的人，他一聽就明白了。很快，潘漢年根據關露的判斷，在上海秘密約見了李士群。從此，日軍的清鄉、掃蕩計劃，總是提前送到新四軍手中。

　　之后，李士群與中共的秘密聯系改由其他同志負責。關露又迎來了她新的任務。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加緊對華侵略，不僅是國土還有文化。日本軍部在華新辦了很多中文刊物，網羅了一批漢奸文人。1942年5月，日本海軍部控制下的《女聲》雜志招來了一個新的編輯，這是一個穿著時髦且面目和善的中國女人，她就是關露。

　　關露在《女聲》負責小說、劇評和雜談。為了不讓漢奸言論出現，同時又保護自己的身份，關露只能盡量編些無聊的風花雪月文章，將大量版面占去。在《女聲》工作的日子里，關露始終不忘自己的潛伏使命，她行使編輯的權力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戰色彩的文章，培養和發掘了大批進步的文學青年。

　　1943年7月，《女聲》雜志社決定派關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舉行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國的代表十幾人全要被登報，并附照片。關露明白，如果經過這次的亮相，自己的“漢奸”之名是再也洗刷不掉了。就在關露猶豫之時，潘漢年派人送給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轉交秋田教授。原來，當時在中國的日共領導人野坂參三與日本國內的日共領導人失去了聯系，希望通過秋田恢復，恰好雜志社給關露介紹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于是，關露只好再一次接過重任。

　　在日本，關露圓滿地完成了給秋田送信的任務。這次大會，日方要求中國代表都要發表廣播講話，分給關露的題目是《大東亞共榮》，關露堅決地拒絕了，她把題目換成《中日婦女文化交流》，日方同意了。關露講話的內容大致是來日本后由于語言不通，與日本女作家交流困難，中日兩國婦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學一些對方的語言，以利于交流云云。通篇并沒有吹捧日本軍國主義的內容。　

　　誤解之刀，傷人于無形，殺人于無血。當關露回到上海后，一篇登在1943年《時事新報》上的文章使她寒徹心底。該文章寫道，“當日報企圖為共榮圈虛張聲勢，關露又榮膺了代表之儀，絕無廉恥地到敵人首都去開代表大會，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長起來的無恥女作家。”那一刻，她尋死的心都有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我黨接到密報，關露已經名列國民黨的鋤奸名單，于是立刻安排她來到了蘇北解放區。關露回到蘇北解放區，本想重新拾回滿腔熱情繼續創作，卻發現“關露”這個名字已經成為一種恥辱的象征，不能再發表任何文章。此時解放區的整風運動正進入審干階段，任何一個來自白區的人都要受到審查。沒有多久，關露成為嚴格審查的對象，使她精神大受刺激。

　　“漢奸”的帽子，使關露還失去了愛情和終身的幸福。關露曾戀愛過兩次，都不成功，后來為了革命又一個人單身十幾年。她第三個戀人是建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長的王炳南。兩人相識于抗戰前夕，1946年兩人再度相逢后，王炳南已與其德籍妻子王安娜離異。三十九歲的關露與王炳南感情發展迅速，很快就到談婚論嫁的程度。但組織上經過反復研究，對王炳南的指示卻是：關露是個好同志，但由于她的這段特殊經歷，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不好的名聲，群眾以為關露是文化漢奸，而你又是長期搞外事工作的，群眾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如果你們兩個人結合，將會在社會上產生不好的影響。

　　為了黨的利益，王炳南向關露寫了絕交信，并說明了原因，這對關露是致命的一擊。從此這位曾相當浪漫的女詩人封閉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談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單影只地苦度下半生。

　　可關露的厄運還沒結束。1955年，潘漢年受到錯誤對待被捕入獄，而受他的牽連，關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歲，一關就是兩年。1967年，關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歲，這一次關了8年。10年的牢獄生涯，使關露的心靈大受創傷。

　　1982年3月，潘漢年得到平反，與之相關中組部作出了《關于關露同志平反的決定》，首次澄清關露是由黨派往上海做情報工作的。得到這個結果，關露終于松了口氣似的。沒幾天，關露在她那十多平方米的陋室里服藥自盡，時年76歲。 人們在整理關露遺物的時候發現，陪伴關露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個大塑料娃娃，而她的身邊還一直保存著一張戀人的照片，照片的背后有關露寫的兩句詩：“一場幽夢同誰近，千古情人我獨癡。”

　　關露在獄中曾留下了11首詩，其中最著名的是《秋夜》中的兩句，“換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斷頭臺”。表達著她歷盡磨難，仍不變其堅守的理想和信念。

　　關露死后，文化部為她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肯定了這位生前曾在秘密戰線做出重大貢獻的久經考驗的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