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為有趣的是魯迅剛死便有人替魯迅先生算了一筆家庭經濟帳，說魯迅是闊綽富有的中產階級云云，近日，見網上登載著又有一位教授給胡風先生也算了一筆生活經濟賬，賬目列得很是清楚，比如那些是租房的，那些是給孩子喂奶的，那些是坐馬車逛大街的，那些又是朋友借去的……

　　我很驚奇于中國人對這些事的關心與仔細。

　　尤其對名人的。

　　就魯迅先生和胡風先生來說，我想另外說兩句。

　　從現在的資料，尤其梅志老人寫的《胡風傳》來看。胡風先生是追隨魯迅的。他們是亦師亦友的關系。大到文學觀點，從胡風毅然和周揚決裂，幫魯迅起草兩個口號的論爭，小到個人生活，胡風孩子的生活照料也牽扯著魯迅先生的心。

　　但他們兩個人的命運卻是迥然不同的。一個是圓滿的結局，一個卻是悲劇的再現。

　　魯迅先生生活著的時候是孤獨寂寞的，但他死后卻空前的熱鬧，有文化界最高級別的治喪委員會；宋慶齡、蔡元培、沈均儒等都是委員會的重要發起人，也有萬人空巷去吊唁的。“民族魂”的旗幟蓋在了他身上。無論是敵人和朋友都發出了哀悼的電文，尤其，新的執政黨的領袖的最高評價之詞更是將魯迅的一生推向了光輝的頂峰。他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是封建社會的逆子貳臣，……他是民族的脊梁”。

　　而胡風先生呢？

　　魯迅死后，胡風是扛著文藝的大旗繼續斗爭的人，但胡風卻是一個悲劇，而是同樣曾推崇魯迅；夸贊過魯迅的人，將胡風推向了命運的悲劇。三十萬言上言書，本是論文藝問題的，卻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證。于是囚禁、坐牢、打擊、迫害。直至胡風去世，還留著長長的結論尾巴。魯迅的幸運是說了真話，胡風的不幸也是因為說了真話。

　　另外，見有報紙報道，說有人推測魯迅倘若活到解放以后會怎樣呢？別人說，也有兩條路，殺頭或坐牢。

　　即使說真話的人沒變，倘若說真話的環境變了，結局竟是如此的不一樣。

　　這是由胡風和魯迅的各個不同結局想到的。

　　中國以前很有些要說真話的人物，這也就是所謂的“忠臣”。但他們卻倒了大霉。紂王時的比干是說真話的，但他被挖去了心肝讓人家小老婆煎著吃；箕子和微子是說真話的，但并不被當權者所重視；三國的孔融、楊修都是說真話的，但卻被曹操殺掉；屈原是說真話的，他的“荃不察余之忠情，哀民生之多艱”，可謂悲痛欲絕的真話，但權勢著并不欣賞他，無法也只能去投江；司馬遷也為說真話而遭了宮刑，蘇武堅持說真話卻被流放到北海……

　　因此，胡風先生實是形同于賈府的屈原，雖然背著主子從死人堆里爬出過，只因幾句真話，變換來一嘴的馬糞，被打發到莊上了事。

　　這樣，到后面的人就聰明起來了。一到說真話的時候，就裝糊涂，如稽康、劉伶、阮籍等人。但這樣只說些“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云”的混話，實是不敢說真話的逃避。

　　即使這樣，他們也還是倒了霉，稽康的罪名就是“非湯武而薄周孔”，背了說真話的罪名，死時雖然很浪漫，非要彈一曲“廣陵散”，但是涂增了周圍看客的熱鬧而已。

　　也難怪韓非子到臨死時還抱怨說真話的艱難。

　　于是說假話、說空話、說不著邊際的糊涂話，說虛假話的人就多起來。于是編一通假話，說一通胡話的人反而吃香了。當然，從文學上來說，假話、空話就更多起來。

　　就拿現在來說，雜志要辦給白領的，學校要貴族的，作文要小資情調的；寫詩要下半身的，作家有美女的，作詩有針對美男的，性交要藝術的，描寫要落臍的，出名要炒作的，賺錢要包裝的……

　　說的全是混蛋話。

　　一個民族在虛偽中生活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個沒有真話的民族，那是可怕的民族。難怪乎蕭乾先生臨死還告誡他人“一生不說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