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燕《亡者遺事》    
——選錄自陳丹燕著《上海的紅顏遺事》部分章節  

上官云珠和她女兒姚姚的故事

上海1944年的夏天，雖然有許多年歷史的法國租界，已經消失在太平洋戰爭的炮火里，按照法國人的城市規劃，在人行道邊種下的梧桐樹，還在一年年地長高，到春夏時，還是遮蔽了整條整條的街道。梧桐樹下熱鬧或者背靜的街區，仍是上海很貴的地段。街道兩邊帶花園的歐洲式樣的房子代表著舒適的生活，街道的下水道系統很好，所以不像別處那樣，總是濕漉漉的。白俄經營的面包房，照相館，西藥店，芭蕾舞教室和美容沙龍，猶太人開的小珠寶店，皮鞋店和皮革行，還有飯店，德國醫生開的醫院，仍舊吸引著喜歡西洋式生活的人們，尤其是那些從外面來上海的人。太平洋戰爭就要結束，可還沒人知道。連年的戰爭，讓許多上海市民習慣了在戰亂中繼續自己的生活，在戰爭中出生長大的孩子，以為那樣的日子，就是生活。那個月的申報上，還登著新開咖啡館的廣告，還有惠羅公司大減價的消息。

“但你千萬不要以為這樣。”一個上海老人告訴我說，“日本飛機把寶山的商務印書館一炸，東方圖書館被燒光，上海就再也沒有好過。”聽說那一天，東方圖書館被燒的紙灰，像下雪一樣跟著風刮進上海市區，遮天蔽日，落了一整天。“那種太平，只是似是而非。”老人說。

這一季的八月，在由外國人開的尚負產科醫院里，有一個小女孩出生。接生的西醫，用一把醫用消毒剪刀剪斷了臍帶后，將它結扎起來，再用消毒方紗巾將它包好。最早照顧這個眼睛也沒有睜開的小嬰兒的，是一個護士。

小女孩的母親，是電影明星上官云珠。

她是一個嬌小的江南女子。生得非常美，是那種帶著江南小巧玲瓏風格的美麗。十八歲時，隨著戰爭難民來到上海，像許多后來在上海出人頭地的人那樣，當初來上海的原因，只是為了躲進相對安全的租界，住進擁擠的弄堂房子，求個太平而已。然后，機會藏在上海小市民充滿欲望而又實在本分的生活里，來到她的面前。為了生活，她和上海當時大多數女子一樣要出門工作。她到國泰電影院邊上的何氏照相店去當開票小姐時，聽說上班的第一天，照相店老板就帶著她去買時髦衣服，他把她當成放在店堂里賞心悅目的花瓶。而對于她，大概是在上海這個大地方生存下去的第一課吧，她從此明白了，衣裳對女子的重要作用。她就成了一個一輩子都喜愛衣飾的女子。

幾年以后，本名叫韋均犖，連國語也不會說的長涇女子，成了上海灘上既能演話劇，又能演電影的明星上官云珠，像有時會在這個充滿機會的都市里發生的傳奇。她演戲認真，渴望成功，為能在上海灘的粉戲里出頭，她曾對領路人以身體相報。為使自己在鏡頭里好看一點，她和別的女演員一樣，時不時送時興的領帶、外國香煙和巧克力給攝影師，雖然連攝影師都覺得漂亮如上官，已經沒有必要這么做了。收工早了，她笑盈盈地陪著同事一起去跳舞，宵夜，連電影公司打燈光的先生都說她沒有明星派頭。劇團到外地跑碼頭時，次次是她出面在江湖上周旋，讓戲能一天天演下去。她是一個真正敬業的演員，為了演戲，可以付出一切。演到女人的辛酸時，她曾在片場上放聲痛哭，失去了控制。

她的眉眼十分俏麗，要是把眉毛拔細了，高高挑上去，尖尖的下巴抵在旗袍滾金絲邊的領子上，就會有上海美女的精明世故的樣子，在那里面，帶著一點點風塵氣的治艷和江南小家碧玉的本分。所以她常常被導演選去演上海的交際花，商人家庭的少奶奶，暴發戶張狂的妻子，在那細細畫眉下，她機靈的眼睛，會表現出像最鋒利的刮胡子刀片一樣的刻薄，她嘴邊的淺笑，表達了聰明而世故的都市女子沒有絲毫粉紅色的，直率的內心，所以她能演張愛玲的《太太萬歲》。可要是洗掉鉛華，把電燙的頭發用頭油抿直了，她的臉上就會出現像爛泥路上的青草一樣的無辜和無告，在她顴骨下的陰影里，有著慘淡和驚惶。那樣的陰影，讓人猜想一個從沉悶江南小鎮上來的美女，沒有靠山，也不是洋學生，靠自己，沉浮在上海弱肉強食的名利場，被緊緊埋在心里的那些事。她也演孤苦的女子，演被強奸的女工，走投無路的丫頭，演她們在被碾碎的命運里軟弱地掙扎。

1944年，她已經被人稱為明星了，但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看得懂在粗脯的劇本和閃爍跳動的影像里，這個女演員表演的光芒？像在尋常木頭匣子上草草地嵌了一顆鉆石，她總是閃爍著與周遭不甚般配的奪目光彩。她也明白自己真正的才華被當時的上海電影浪費嗎？是因為這樣，她才常常不顧一切地找能讓自己大放光彩的機會嗎？這種心愿常常看起來像是一些別的東西，比如，想要像胡蝶那樣傾城，想要過大明星奢侈的日子。特別是在上海這樣浮華的地方，得意的人生里總是被物質和虛榮點綴著，讓人輕易說不明白它們之間的不同。

這時，她已經離開了當初落腳的弄堂房子，離開那閣樓里住著的結發丈夫和第一個兒子，和在上海演劇界名聲響亮的人結婚。他們在法租界的永康別墅安了家，他們樓上浴室里的銅龍頭上，放出冷水的那一只，在龍頭把手中央嵌著的一小塊白瓷上，寫著一個C。熱水龍頭的白瓷上，寫著一個H。她的大衣櫥里掛滿了各種各樣的旗袍和配旗袍用的披肩，手袋，繡花鞋和玻璃絲抹，還有自制的繃褲。繃褲上縫著一長誹扣子和紐穆，用來收緊腰身，保持苗條。有時候衣服穿了一次兩次還沒送出去洗，在衣櫥里掛著，染得櫥于里也有粉餅澀澀的香氣。有時候在粉餅的香氣里，還浮著白蘭花清澈的濃香，也許因為在初夏的時候，她曾在旗袍的盤紐上掛過用細鉛絲穿起來、像扇子一樣排開的白色小花。賣花女人挽著一個扁竹籃，站在街角，看到穿著整齊的女人走來，就叫一聲：“白蘭花睞桅子花。”那氣味復雜的衣櫥里，是一個1944年的上海電影明星一定要用的行頭。

小女孩的父親，是從耶魯大學畢業回來的文人姚克。他是一個倜儻的蘇州人，頭發用發蠟梳得光光的，一小縷一小縷的，留著梳子的齒浪，穿白色西裝和牙簽條的薄呢背心，在說話里夾著一些英文字。他帶回來一個美國妻子。法國公園邊上的法國總會樓上，有一個雅致的小禮堂，上海大學里左傾的學生們常借那里演英文戲，地下黨的人去那里看戲，像王化之和張可，他也帶著太太一起去看戲。他在當時全國唯一的一家英文雜志《天下》做主要作者和編輯。在魯迅著作的翻譯上，他出了許多力，和魯迅來往密切。魯迅病逝，在萬國擯儀館大殮，按照西方葬禮上由摯友和至親抬棺木的習慣，魯迅的棺木也由他生前最密切的弟子來抬。而姚克就是那十個抬靈者中的一個。可他的好朋友劉半農，多愁善感的《叫我如何不想她》的作者，則是魯迅雜文譏諷的對象；但他的另一個好朋友殷夫，是被國民黨在龍華處決了的革命作家。他就是這樣一個在上海很活躍的知識分子，自我感覺良好，整天想著折騰自己喜歡的事，不算紅色這一邊的，也不算白色那一邊的。他不想，他們也不要。因為他舉止的西化，曾經被人叫做“洋場惡少”，他聽了，委屈地告訴當時在上海演戲的黃宗江，比他小了十幾歲的黃宗江沒大沒小的拍他肩膀，安慰他說：“你哪里是洋場惡少，姚Sir，你是大大的洋場良少。”

他沒有像大多數留洋回來的人那樣，去大學里當教授，而是泡在苦干劇團里當編劇，寫古裝戲，同時也導戲，聽說當年的名氣并不在黃佐臨之下。當時在日本人監視下，上海的藝人們不愿意不演戲，又不能演現實生活的真相，也不愿意當漢奸演員，古裝戲就成了他們的最后一條鋼絲，那時候，不知有多少人在古裝戲里鍛煉著自己的藝術，安慰著自己的理想。姚克的《清宮怨》就是那時候寫的，一下子吸引了留在上海最有名的演員和導演，上官云珠在里面演一個宮女。他們就是在天風劇社排練場里認識的。1942年，他的美國妻子帶著孩子回國，姚克和上官云珠在北京結婚。

然后，有了這個出生在全城燈火管制、常常警笛長鳴的戰時上海的小女孩。

她就出生在這樣的一個城市，這樣的一些人中間，像一滿清水落進咸咸的大海。她的乳名叫“寶貝”，可用的是英文里“貝貝”的調子。大家“寶貝，寶貝”地叫著，像是說一句洋涇浜英文。當她四周的親人像水中的木船被大風吹翻，被大浪打爛，連一塊木板都不曾剩下，她住的那個到處留著她的傷心事的城市，那些梧桐樹深深的街區，就是她手里的最后一點木屑。

到離開醫院的時候，那個護土小姐辭去工作，跟孩子一起回到上官的家，成為專門照顧寶貝的保姆，她也照顧上官的起居，上官云珠叫她秘書。

七年后，她小弟弟的奶媽，從無錫鄉下來到她家。她也跟著大家這樣叫她寶貝，“寶貝，快把雞蛋吃掉。冷了就腥氣，更難吃了。”“寶貝，該去彈琴了，媽媽回來要聽的。”那時，她已經快要上小學了。也有一個正式的名字：姚姚。她梳著一對細細的小辮子，有一點默默的，不像一般小姑娘那樣活潑。

奶媽看到她的時候，她就常常垂著眼簾，讓別人看不到自己的眼睛。這個動作，一直跟著她一輩子，幫助她經歷了一個又一個難堪的時刻。見到她的人都說她不如她媽媽那么漂亮，眉毛和眼睛有點往下掛，像是埋著心事。等她一垂下眼簾，整張臉就一片黯然。可那么小的孩子，花團錦簇的，能有多少心事呢。上官云珠帶她一起演電影《三毛流浪記》，她穿著白紗的繡花裙子，頭上扎著蝴蝶結，在照相時規規矩矩袖著手，像一個洋娃娃。

像上海有錢有教養的人家那樣，她也在母親的安排下開始學鋼琴。每個星期由保姆陪著，去老師家上課。上官立下很重的規矩，要讓寶貝從小成為教養嚴格的淑女，她有空在家的時候，就查姚姚的鋼琴，如果琴彈得不好，她就用奶媽做針線的竹尺打手，到她真正生氣了，就會伸手狠狠打姚姚的耳光。

姚姚童年的朋友張小小說：“姚姚媽媽對姚姚管頭管腳，一直管到我們玩的時候姚姚不小心跌了一跤，馬上央告奶媽不要告訴她媽媽。姚姚怕她媽媽。”

1945年，上官云珠跟南國劇社去北方演出，而姚克在上海愛上另一個官家女子；上官云珠回來發現后，立即與他離婚。那一年寶貝還不到兩歲。已經學會了叫爸爸，可是在家里沒有人可以叫。

她六歲的時娛，上官和蘭心劇院的經理程述堯結婚。常常在家里很晚才走的一個叔叔不見了，而這個極和氣的狹長臉的叔叔留了下來。他說著一口儒雅客氣的北京話，臉上總是帶著懇切的笑容。他的西裝掛進了媽媽房間的衣櫥；他的箱子放進了走廊暗處的箱子間，他刮胡子用的白色象牙柄的折刀放在浴室的架子上，門后面還掛著批折刀用的飄帆布條，他在門口有屬于自己的拖鞋；姚姚叫他爸爸，他用北方人爽快的聲音回答：“哎。”

七歲的時候，她有了一個叫燈燈的小弟弟。爸爸媽媽都很歡喜，他們的朋友們都來祝賀，小弟弟的名字是媽媽看到吳茵送來的一對燈，才想起來的。以后，再有人來賀喜，問起小弟弟的名字，就說叫燈燈。有一天，她說：“為什么弟弟姓程，我姓姚呢？我也要姓程；我現在開始叫程姚姚。”

聽到的人都笑了。

果然，上小學報名的時候，寫的就是“程姚姚”。

程述堯特地到奶媽房間里。，對燈燈的奶媽吩咐：“你不光要寶貝燈燈，也要寶貝姚姚。”在許多年過去以后，故事里的大部分人都已去世。奶媽還能回憶起當年程述堯吩咐的話，她還努力學著他的北京口音，“程先生是好人，到底是讀書人，懂得道理。他對姚姚是真的好，一下班，手里還拿著包，外套也沒有脫下來，就寶貝寶貝地叫。他們要好得像親父女一樣。寶貝歡喜撒嬌，可不敢對媽媽，就對程先生。”

程先生是從北京消沉閑散、家族關系牽絲盤藤的胡同四合院里寵大的長子，年輕的他，將頭發用發蠟抿順了，穿上燕尾服，打上領結，帶了白手套的手將黑緞的硬帽夾在肋前，散發著斯文的英氣，叫人想到張學良。那時候，在燕京大學里特別出挑而且活躍的男生，會被同學公選出來，稱為大活寶，他就是燕京大學教育系的大活寶。當全家坐吃山空，從北京最好的貝滿女中畢業的大妹妹不得不放棄讀大學，給人做家庭教師的時候，程述堯仍過著燕京式的快活日子。當時，在燕京大學的學生中有一個規矩，一年級的學生不得放肆，為了戲弄放肆的新生，每年，由全校學生公選出一個最無塌的一年級生，把他和衣扔進未名湖里去。每年主持這個儀式的，就是程述堯。有一年，同學公選出來的是一個一年級女生，于是學生們決定要由一個男生陪她一起下湖，那個男生，就是程述堯。他喜歡演戲，和當時燕京大學的同學孫道臨一起在南北劇社演話劇，他是劇社的社長。他有一張書卷氣的長臉，快活而誠懇，帶著孩子氣的增值與精明，給了姚姚童年時代在父親一般發硬的膝上撒嬌的黃昏。

有一天，家里只有奶媽和姚姚在的時候，姚姚從媽媽房間里找出一張照片給奶媽。她指給奶媽看照片里的一個男人，說：“這就是我的爸爸，我自己的爸爸。他不是真的不要我和媽媽，他是被壞人騙了，做錯了事，媽媽不要他了。他心里是想著我和媽媽的。”

等奶媽看完，姚姚把照片拿回去放好。

有一天，姚姚到五原路的漫畫家張樂平家，找張小小玩。從五歲和母親一起拍了三毛的電影，姚姚就常到張家去，張家有一群孩子可以玩，小小是她的朋友。樓下鄰院有一棵橙子樹，深秋的時候掛了一樹黃黃的果子。樓上張爸爸伏在很大的桌上畫畫，畫舊社會的孩子有多么苦，而新社會的孩子有多么甜。那天，她說要告訴張小小一個秘密，所以兩個人專門到樓上的房間里去坐好。她說自己的親爸爸知道自己得了肺結核，從香港特地托人帶來了英國的奧絲滴靈鈣針，給姚姚治病，還帶來一封信。可是被媽媽原封不動地交到電影廠保衛處去了，只是每天，逼著姚姚吃兩個雞蛋。不知道那些那么貴的鈣針最后給了誰，也不知道那封信里到底寫了什么。

“不要告訴別人啊。” 姚姚吩咐自己的小朋友。

1952年，全國開始反貪污、反腐化、反盜竊的“三反”運動，每個單位都清查自己單位的職工。新中國成立了，百樂門舞廳因為生意過于清淡而關門，因為舞客都不愿意去了，舞女也改行了。會樂里的妓女一批批地被送去改造，連林森中路上咖啡館的老板都自覺不合乎新社會簡樸單純的生活方式，準備將咖啡館改為飲食店。人人都認為，新社會像新生兒一樣純潔，有人貪污公家的東西，有人愛上別人的妻子，有人偷東西，有人像舊社會一樣打扮，還戴鉆石戒指出來，被人公開出來，那就是臭不可聞。那其實是一次對整個社會風化嚴厲的肅整，上海日常生活中的講究自在，也成為污濁隔宿之氣。

這時，蘭心劇院里有人懷疑，在1949年上海影劇界勞軍救災游園會募得的款項，被當時收管錢款的經理程述堯貪污。一經揭發，上面立刻派人到劇院查帳。因為游園會義賣的時候，每天都有不同的人來捐款捐物，幫忙的人也是從各處臨時來的，每天還有銀行職員來幫著把錢帶回銀行去，頭緒的確很亂。可程述堯是個標準燕京大學的寶貨，從小不缺錢花的洋學生，在洋行工作時，能把自己的錢貼給南北劇社演話劇。所以，他并不用為了錢動什么下流腦筋，根本就沒想過要貪污也沒想到居然有人會懷疑他貪污國家的錢。他轟轟烈烈的事可做，可一針一線、日后拿出來就可以撇清自己的小事全不放在心里，所以并沒有細帳。他也是從來沒想到自己還能遇上查帳這么一天。于是，不知深淺的程述堯便按照自己的回憶臨時湊了一個帳目，只以為那是例行公事而已。這樣一個帳目，一問就知是假。于是，他馬上就被關在劇院里不許回家。

劇院里反映運動的黑板報上，已經把程述堯稱為貪污分子。

上官云珠家的奶媽隔天去劇院取先生的換洗衣服，再送點吃的。機靈的奶媽裝做不識字的樣子，每一次，都把黑板上的意思看仔細了，回家告訴上官。遇見有人問她看什么，她就說，看上面的小圓圈怎么能畫得那么圓。

那也正是上官云珠不順心的時候。因為她是舊上海的明星，所以在為演員評定級別的時候，她被定為四級演員。新中國的電影里不再有交際花的角色，也用不著那像刀片一樣的眼神。這對苦苦奮斗的她來說，是多大的打擊，她從沒有說過，只是拼命要求進步，事事走在前面。為災區籌款義演，勞軍義演，她次次都積極參加，直到勞累過度，犯了肺病。文藝界整風發言時，她主動反省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她多次說到自己喜歡演戲里面虛榮的成分，是想要過大明星出人頭地的生活。她連續演出革命話劇

《紅旗歌》，直到一百三十一場。她有空就帶著姚姚，到進駐上海的解放軍文工團的排練場去，看他們排練《白毛女》。程述堯出了事，她天天在家里哭。奶媽說先生是冤枉的，她馬上告訴奶媽說：“共產黨不會冤枉人的。” 

被關著不能回家的程述堯，在別人一再追問催逼下，不愿意再計較，只求自由。于是他做出毀掉自己一生的事，他承認自己將錢拿回了家。他以為這樣一來，花幾百塊美金，可以買個太平。上官云珠從家里拿出自己的八百塊美金和兩個戒指送到劇院，作為贓款退賠。程述堯可以回家的時候，已經被定為貪污分子，解除經理職務，管制勞動一年。

他幾乎是最早一批被新社會清除出去的人，從此的生活，就像一個假釋的犯人。緊接著，上官云珠提出離婚。她不能再和這么一個自己把自己變成貪污分子，而且從家里拿出錢去當贓款，連累她也說不清楚的人生活在一起了。他把她連累了，她正在那么辛苦堅決地爭取著進步，她的錢，都是靠演戲掙來的。或者說是虛榮，或者說是勢利，或者說是清白的心受到了傷害，當一個人自己把自己弄臟，他就是不干凈的了。在那不清白里面，還有為人的軟弱與天真。但這樣的錯誤，在上官云珠來說，是不能容忍的。

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離婚，上官云珠恨得破口大罵，她應該最清楚事情的真相。清楚如果她的丈夫真的貪污了的話，會拿幾大麻袋的錢回家才對。但她從來沒有見過那錢。程述堯撒了那個愚蠢之至的謊，一夜之間自己改變自己的命運，這以后剩下的，就是自責的心情。所以，他處處委曲求全。他的軟弱，卻讓上官云珠更恨他，也蔑視他。

所有認識他們的人都勸和，連奶媽也是，直勸到上官云珠指著奶媽問：“你是我的人，還是他的人？”

連程述堯清華大學剛剛畢業、到上海來找工作的弟弟程述銘也想來勸和。借著有人在，程述堯苦苦求上官顧念不到兩歲的孩子燈燈，給孩子完整的家庭。一個北方大男人，把小孩子拿出來為自己求情，他終于把上官云珠說煩了，伸手打了程述堯一個耳光。坐在一邊還沒說話的程述銘，站起來就走了。

很快，去北京開會的時候，上官云珠與婚前曾是親密朋友的演員賀路重逢，并成為情人。聽說，上官云珠從北京回來以后，她不再和程述堯吵鬧要離婚，只是變得十分憂傷和郁悶。家中不再有爭吵和責備，可開始變得沉悶和緊張。程述堯不在的時候，賀路就到家里來。傭人和奶媽已看出端倪，程述堯回家的時候，常看到他們在房間里說著什么，看到他回來，就不說了。賀路原來曾是上官和程述堯家的熟客，現在看到程述堯，反倒難堪的樣子，護家、護著燈燈和姚姚的奶媽，恨得罵他猴子。終于在一個夏天的晚上，事情用夫婦之間攤牌的方式結束，聽說那一夜，丈夫和妻子，都淚流滿面。

像姚姚兩歲的時候，媽媽曾離過婚一樣，燈燈兩歲的時候，媽媽又離了婚。簽過離婚協議以后，燈燈跟著程述堯，姚姚跟著上官云珠。家就這樣散開了。上官云珠與賀路結了婚。上官云珠受到了上海電影制片廠五年禁演的懲罰。

這一次失去可以叫爸爸的人，是姚姚九歲的時候。

她跟著不敢撒嬌的媽媽，留在原來的房子里。那是一棟精巧的西班牙式的公寓房子，樣子十分優美，樓上有兩扇哥特式尖尖的小窗并排排著，常常在那里遮著白色的抽紗窗簾，它們在因為多云而飄忽的陽光里，散發著奧斯汀小說恬淡而雅致的氣息。公寓里一共有四套正式的住房。她家在三樓，是那里最大的一套，有一個寬大的露臺對著花園。姚姚的生活好象沒有什么變化，還在徐家匯的鋼琴老師家學鋼琴，她彈得不好也不壞。她在小學里的功課，也不好不壞。

在從樓梯走上來，看到一個玻璃的鑄鐵門，有太陽的時候，樓梯上一級級，都是門上鑄鐵細細曲卷的花紋的影子。從小陪她睡覺的保姆走了，弟弟和會講故事的奶媽也走了。她一個人上樓梯，回家。

樓梯里通常都是靜靜的，二樓住著從一個帶著大花園的洋房里搬來不久的錦江飯店女老板董竹君，那時她常常生病在家。她原本是一個上海踏車苦力和粗使娘姨的女兒，被家里賣進妓院做清倌人，靠自己的奮斗，她成了上海灘當時唯一的川菜館女老板，像杜月笙那樣的大流氓去吃飯，也要等座。她的錦江餐館擴建，能在新老餐館之間，架法租界當時唯一的一座天橋。像上官云珠一樣，她也是上海灘上的一個傳奇。在上官云珠被罰五年不能上銀幕的時候，住在樓下的紅色老板董竹君，在將錦江飯店奉送給上海政府，成為政府招待重要人物的地方后，自己終于成了錦江飯店里已無實權的顧問。    
姚姚悄悄地經過了她家的門口。

有時也在樓梯上遇到二樓那個美麗而且雍容的女人，她就讓到一邊，垂下她的眼簾。她不大和人說話，是為了怕別人問起家里的事，她也不說留給她的傷心，她也不知道，對樓下的那個女人來說，女孩子嚴守著的這點秘密是如此單純。就算她在樓下聽到過家里爭吵的聲音，就算她知道媽媽在盛怒之下打爸爸嘴巴，在她的眼里，也只是大海里的一朵小浪。那時姚姚也沒有被嚇哭，她只是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默默看著，直到奶媽把她帶開去。媽媽的事，許多人都知道，可她從不跟人說。

下雨的時候，露天樓梯上的紅缸磚在玻璃的雨珠子外，紅紅的，暖暖的。熟悉的人都離開了。姚姚等弟弟燈燈從全托的幼兒園回家的時候，就提出來要去和弟弟玩。然后就去程述堯家幾個小時。她打開有鑄鐵欄桿的玻璃門，沿著紅缸磚的樓梯飛一樣地跑下去。她經過一棟棕紅色的大樓，脾氣古怪的國學大師熊十力就住在那里，他正在哀嘆自己的學問要無以為繼。又經過一棟綠樹婆婆的小樓，那是留在上海的永安公司郭家的宅院。永安公司公私合營后，他們在家請了戲班子來唱京戲《山東響馬》。越過一個小三角花園，里面的夾竹桃樹上開滿了桃色和白色的花，散發出令人頭昏的怪異氣味。孩子們中傳說，那花是有毒的，聞了就會死，所以，大家在經過夾竹桃樹下的時候都屏住呼吸。大概姚姚也會是這樣的吧。她來到一個大弄堂里，程述堯在一棟普通房子的二樓，租了一間大房間住。

像所有的孩子會做的那樣，她也絕口不提離婚的事，到了程述堯那里，她一樣撒嬌地叫“爸爸”，一樣和弟弟玩做一堆，好象什么事也沒發生一樣。到晚上，又高高興興地回家。

“你問程姚姚的事情嗎？她不太講話。”當年，姚姚中學里的同學約伯說，“我從來沒跟她玩過，我是那種很頑皮的學生，對她這種白白凈凈的小姑娘，離得遠遠的。我印象里她是碰不得的，一碰就眼淚汪汪，要哭的啊。”

只是過了不久，程述堯要和從前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吳嫣結婚，將燈燈送回北京老家去由父母撫•;;養，姚姚就只在燈燈暑假來上海的時候才去程述堯家了。其實，上官云珠從沒有制止過姚跳去找程述堯，只是姚姚從來不在媽媽面前表達，自己還想去程家看弟弟以外的人。過了一些日子，樓下的董竹君和媽媽商量換房子的事，媽媽把家搬到附近的另外的公寓里。

離開這個精美的小公寓時，上官云珠已經被解禁，成功地在《南海風云》里扮演了一個女游擊隊員，終于博得電影界的官員和同行們的一致肯定。她的成功，讓上海的舊電影明星們由衷的高興，因為他們看到了自己也可以努力適應新電影的希望。她重新站穩了腳，成了黨看重的演員。1956年1月，她被突然接去中蘇友好大廈，那是一棟在哈同愛儷園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斯大林式建筑，它用一個細長的尖頂將一顆在夜晚可以發光的紅色五角星送人云端。在那個天頂高大的正廳里，她見到了毛澤東主席。據說，她在那一天的日歷紙上寫了一行字：“今天晚上，我幸福地見到了敬愛的領袖毛主席，這是我終生難忘的啊。”

小學畢業以后，姚姚考進上海音樂學院附中的鋼琴專業學習鋼琴。

“她和她媽媽一樣，長得也很嬌小。人家一看她，就知道她是個嬌小姐，她衣服很講究，用的東西都是最貴的，總是穿皮鞋。那時候穿皮鞋的女同學就不算多，大多數人穿的是家制的布鞋。臉那么白，手指白白凈凈的。雖然她總是想要掩蓋自己家的生活條件，可是一不當心就漏出來。”姚姚在附中的同學仲婉說，她說著挑起一邊的眉毛，她是學聲樂的，直到現在，還有個嘹亮的大嗓門，“那個時候，社會風氣很積極向上，大家都以艱苦樸素為榮，太講究了，不合潮流的。可是，有家庭背景的同學總還是和人不一樣。姚姚的媽媽是有名的電影演員，她生活得比一般同學要優越，她為這一點得意。但是她也知道這樣的思想意識是不行的，所以又常常注意掩蓋”。 

經過了許多次的努力，我終于找到了一些姚姚寫的東西。其中有一小疊發黃的紅線報告紙，是她在畢業時寫的自我鑒定。她用細細的鋼筆，將自己的中學時代寫在現在已經黃漬斑斑的六十年代出品的紙上，在那些粗糙質樸的紙上，能看到沒有完全打碎的黃色的草莖，要是你把那上面的草莖拉出來，紙也就被拉出了一個小洞。她的字規整而大方，態度誠懇而謙恭。她在畢業回顧中，認為自己是一個意志薄弱的人。“我和思想進步的同學做朋友，就表現好一點，要是和思想不要求進步的同學在一起，就消沉下去。”她這樣寫道，“在初中的三年中，我甘居中游，安于現狀，沒有什么意志力。升高中時，也聽到別人對我的升學有意見，認為像我這樣的成績不應該能升人高中。聽到這樣的說法，我有些害怕，思想上也受到震動。但后來我就忘記了。開學不久，我就與政治上不求進步，甚至有不正確思想的同學在一起，學習上集中思想，成績下降，不向老師匯報思想，不關心集體，政治學習不發言，上課答不出問題，主課做不出功課，與同學不談心，總之成了壞學生，犯了錯誤。正在情況嚴重的時刻，老師和組織救了我，三番五次找我談話，幫助我扭轉思想。后來，同學們為我開了小組會，為我批判，分析，我也做了檢查，表示愿意接受教育，改正錯誤。”

“記得那一年媽媽打姐姐。那是夏天的事。那天媽媽一邊吃飯一邊罵姐姐，姐姐站在媽媽后面給她打扇。媽媽罵到生氣的地方，轉身就打了姐姐一個耳光。媽媽的聲音不大，可是臉一沉下來，很厲害的。媽媽打完姐姐，繼續吃飯。姐姐什么也不說，誰也不看，接著給媽媽打扇，一下一下地扇著。”燈燈說，“我很害伯，躲在客廳的高背沙發后面偷偷看。姐姐沒有哭，臉上什么表情也看不出來，非常平靜。”

“為什么罵她打她？”我問。

“表面上是因為媽媽才給姐姐買的新手表，被姐姐丟了。其實是因為姐姐在學校里戀愛了，她好象是愛上了班上的男生。”燈燈說。

“聽說姚姚給那個男孩子寫了一封信，信里說她喜歡《復活》，約他一起去看蘇聯電影。”姚姚的同學葉予人回憶說。那時候，中蘇兩國非常友好，中學生都喜歡看蘇聯電影，像《白夜》，《白癡》，《復活》，《紅帆》，《脖子上的安娜》。《紅帆》是個愛情電影，十分抒情。王子的紅帆船從藍色的大海中駛來，來接他曾經邂逅的姑娘。

那是一封一個女孩子喜歡一個男孩子會寫的信，在云淡風清里面，帶著熱烈和唐突。大多數女孩子在青春的時候，都寫過這樣的信，只是大多數女孩子是等男孩子先寫來了信，她們才回信的。信里有差不多的主題，差不多的感覺，誰都能夠看出來，在那詞不達意的信里，咚咚地跳動著一顆張皇而熱切的心，那就是純潔的心漸漸醒來的樣子。

我驚奇的是，姚姚從小目睹著男女之間的思怨成長，可是，當她長大，她還能夠這樣熱切的勇敢的表達自己，還能夠這樣懇切的渴望著感情的安慰，她的心實在比我想象的要堅強多了。也許姚姚這樣的人，是太需要感情，需要知道有人愛自己，自己也可以熱烈地愛上一個人。在一個人青春期的時候，想要愛的念頭，常常要比什么別的都強烈。想要愛上人的念頭，會像開鍋的牛奶一樣，在一分鐘里面升高，“噗”地漫出牛奶鍋，不可收拾。

姚姚也曾經有了這樣的一天。

“是的，我想起來了，那個男生穿著淡藍色的夾克衫。他長得說不上好看，在我記憶里是瘦小的，白白的，但很摩登的，騎著很好的自行車來上學。他的鋼琴專業很好，但不要求進步，什么事都是無所謂的樣子，也從來不爭取入團，好象跟同學也不常常來往的。”仲婉說。

原來姚姚第一個喜歡上的，是這樣一個男孩子。

姚姚的專業成績很一般，可是家庭背景比那個男生要紅色一點。毛澤東的接見，讓她的媽媽在1957年上海電影制片廠已經內定好了的右派名單里逃脫出來。據說，上官云珠被解脫以后，另一個同事就頂了她的右派名額。在宣布以后，那個同事很快被送到青海勞改農場去了，就像約伯的姐姐一樣。而過了不久，上官云珠跟著中國電影代表團出國參加電影節，要是有外國同行來訪，她也總是被通知參加接待。那在六十年代封鎖國門，普通老百姓根本不能和外國人有任何接觸的情形下，這是至高無上的信任和榮譽。那是上官云珠的好時候。 

單純的女孩子，在青春的時候，很容易喜愛一個生活有遺憾，但又是出色的人，就像美人會愛上野獸的那種柔情。我不知道姚姚是不是也有如此的柔情？混合著憐惜和同情，還有對一個琴藝很好的同學的佩服。我不知道姚姚是對他的趣味著迷呢，還是沉醉在自己內心的柔情里。人的內心是那么幽暗曲折，何況是那樣成長起來的姚姚。

男同學把姚姚的信交給了班長。曾和姚姚一起學過鋼琴的葉予人說，也許那個男生以為姚姚的感情會要殺死他。而仲婉覺得那個男生是伯觸犯學校的規定。學校當時規定，學生戀愛就要受到除名的分。他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必須小心從事。約伯認為是因為那個男生根本不喜歡姚姚，要是喜歡，他就會有適當的勇敢。

姚姚給男生寫信的事，一下子就在學校里傳開了。和開朗直率，父親是個從解放區過來的電影演員的仲婉不同，姚姚身上隱現著從舊上海的伶人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女孩子浮華幽暗的復雜氣味，她對自己家庭時而掩蓋、時而顯露的態度，既想讓人家知道自己與眾不同，又想把自己混進大多數天真樸素的同學中去的矛盾心情和做法，在六十年代樸素的鄉村式道德觀肅整下成長起來的同學心目里，她是一個帶著兩面性的異己。在帶著遺少情懷，用少年意氣默默抵抗自己命運的同學心目里，她也是一個帶著兩面性的異己。其實，大家都是帶著疑問和警惕的眼光來看她，都隱隱約約不高興地感到姚姚有什么瞞著自己的事，所以，并沒有人真正同情她的處境。也許這就是同學們要開小組會批判和分析姚姚的原因吧。

“姚姚很白，她的皮膚很白，很透明。遇到一點點事，她馬上就會臉紅，而且很紅，連眼皮都是紅的。那樣子，好象臉皮要破一樣。是嬌小姐的樣子。但是，”仲婉有一點為難地頓了頓，才決定說下去，“但是，那時候同學們也議論說，姚姚是一個比較輕的女孩子，她對男同學的舉動也常常很隨便，高興起來，會從背后抱別人一下啦，她就是這樣的作派。那時候沒有人這樣做的。所以別人會議論，她媽媽在生活上就是比較隨便的，她也是。”

仲婉的這個“輕”字，是含含糊糊，換氣似地出現在她響亮而清晰的聲音里的，這是“輕浮”的意思吧，只是仲婉不愿明確地表達出來。在學習雷鋒的六十年代度過青春的人的概念里，這是很重的責備和很大的輕蔑，也是一個可以包羅萬象的詞。仲婉拿她的眼睛訕訕地望著我，帶著重提不快往事的抱歉和為難，她是在實現她對我的諾言，她曾說過她會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訴我，開始的時候，我并沒有意識到這句諾言對仲婉的重量，當姚姚眉毛長長的笑臉在我們的談話中，像冬天天上的月亮蒼白地閃爍時，我才慢慢意識到姚姚并不是一個讓人提起會感到愉快的女子，也不是一個讓人感到輕松的女子。

“姚姚又羞又氣，兩天不肯來上學，在家里抱著被子哭。后采是老師出面說了同學之間的友誼比金子還要寶貴之類的話，才平息了。”葉予人回憶說，那時他已經離開附中的鋼琴專業，去學大管，學校要培養他跳級上本科的指揮系，在1963年，他屬于專業好，家庭出身也好的幸運少年，他出生在一個有地下黨背景的作家家庭里。

可是，真正平息了么？姚姚在那些紙上寫著：“雖然這樣，但實際上很痛苦。認為自己是全班全校最差的人，別人都看不起我。特別在接到報告單上的品德評語時，更增加了這種想法，我覺得無論學習，思想，沒有一樣是好的，滿身都是瘡疤，背上了一個自卑的包袱，抬不起頭來。我想自己以后要不聲不響做老實人，自己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了。”

這就是那一年上官云珠在家里打姚姚耳光的原因嗎？燈燈在高背沙發后面看到了媽媽盛怒的臉。她是因為別人說姚姚輕浮而憤怒呢，還是因為姚姚愛上了什么人而憤怒，為姚姚的行為失當而憤怒？或者說，是為自己唯一留在身邊鐘愛的孩子那么不懂得保護自己的名譽，不懂得這時候已是如履薄冰的人生而憤怒？

“后來學校加強了思想政治工作，我注意紅了，但又放不好紅和專的關系，放松了學習。但不管怎樣，我對自己的要求進步了一些。只是由于自卑，還不敢大聲說大膽做。那時我的主課老師對我很關心，她幫我定了個人計劃，當時我這樣想，讓我按照計劃暗暗做，哇哇喊反而不好，別人看見既會說不踏實，而且會被人笑話：‘你這樣差的人也算要求進步？’所以我還是不聲不響。這是我小資產階級自暴自棄的心理的表現，多少還有點‘讓我做好了，給你們看看’，一鳴驚人的想法。但是，我的進步并不大。因為沒有集體的力量，我這種個人奮斗的想法最后也是失敗了。

“主課老師發現我在彈琴上發生了很大的問題，手酸的原因，是方法錯了。新的主課老師帶我到大學部教研組去找到了問題。老師決定要我回到高二的程度重新開始，大抓基本功，并做很多枯燥的基本練習。我很吃驚，從高二時候開始重來，這對我來說是不可能的，簡直就是開玩笑。于是，我不想學鋼琴了，我毛病多，手指軟，而且小，耳朵也不好。鋼琴對我來說太困難了，我對戲劇發生了興趣，想要換條路走走。但媽媽和老師都不同意我換課，特別是主課老師，說要是我發揮主觀能動性，刻苦學習，還是可以學下去的。由于媽媽與老師的話，再加上自己當時也較要求進步，經過斗爭，把個人的東西打消了些，又安下心來學鋼琴了。”

“姚姚是跟我說過，她不喜歡鋼琴，不想學下去了。”張小小說，“但是她媽媽和學校都不同意。她只好學下去。在我的印象里，姚姚在學校里是個好學生，出人頭地的，所以聽她這幺說，只以為她有什幺事不開心，一時說說，不當真的。”

“姚姚的功課是很一般的。”仲婉說。

原來燈燈在上海聽到姚姚天天彈的練習曲，是這時學校規定了的返工的功課。“原來我只把不愿意繼續學習鋼琴，看成是自己怕困難，其實，這也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大暴露，應該上升到這樣的高度來認識問題，才能更好地改造自己。”姚姚這樣寫。原來那時的孩子，要把自己不能喜歡和勝任的事，當成自己的政治問題來檢討的。這樣長大的姚姚，還是約伯記憶里一碰就眼淚汪汪的人么？

“她看上去很快活，女生常常在一起瘋，里面總有她的聲音。可是，其實你仔細觀察，就能看出她的心里并不是像她做出來的那幺高興，她裝成幸福的樣子。”仲婉說，“我們在一起排戲，學校里演話劇，她演一個被敵人追捕的地下交通員，接觸的時間多，我就能看出來。有時候她很起勁地說笑話，可是她的笑是裝出來的。”這肯定不是仲婉一個人的感覺，在姚姚的品德評語上，我看到過“不夠信任同志”的缺點，希望她在下學期改正。

這么說，姚姚是想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個無憂無慮的女孩子，生活在十全十美的生活里。對一個女孩子來說，這時候開始向往自己將來的生活了，姚姚扮演的那種女孩子，就是她對自己生活的向往吧。為了扮好那樣一個女孩子，她像仲婉說的那樣，苦苦藏著生活的真相，看起來，她并不懂得扮演什幺樣的人，你以為你是，可真實的卻不是，對周圍的人來說，這就是不誠懇。在少年人的友誼中，不誠懇的人，就不會有朋友。我想起來爽朗的仲婉在見到我時，最初說過的話。我們在她家的沙發上坐下。

“聽說你們是好朋友？”我這樣開頭。

她直著身體說：“我和姚姚算得上很熟，可我也只是知道她的某一部分，我并不真正了解她。我們算不上是坦誠的好朋友。”

姚姚的朋友，就是因為她懷著這樣的苦心而失去了。

她那樣要在別人面前十全十美的理想，又是從哪里來的呢？她開始反抗媽媽，所以，大概不再是從她媽媽的心愿來的。那是她自己的希望。我想起了曾經讀過一首女孩子寫的詩，那首詩里說，小河在它的河床里，小鳥在它的鳥巢里，云在藍色的天空上，花在它的枝頭上，小孩子在他的搖籃里，上帝在他的天堂里，世上的萬物都在自己的地方，這就是世界。姚姚這個在動蕩飄零里長大的女孩子，還是想要成為一個令所有人快樂的女孩子，想要有著十全十美的生活。

在附中畢業的時候，姚姚沒有考上上海音樂學院。學校希望姚跳到新疆的軍墾農場去，把自己的青春獻給祖國的邊疆。可姚姚沒有去。過了幾個月，上官云珠帶姚姚到五官科醫院，請醫生檢查聲帶。然后，上海音樂學院的周小燕教授收姚姚為聲樂系學生，主修抒情女高音。那是1964年，姚跳離開家，住進音樂學院女生宿舍。音樂學院的女生宿舍，是靠近淮海中路的一棟大洋房，并不知道從前這是誰家的房子，也不知道是什么國家的式樣，頂上有一些錯落的洋蔥祥子的尖頂。姚姚就住在那些尖頂下的寢室里。

離開家又擺脫了鋼琴以后，姚姚的性格突然變得開朗活潑，同學們笑鬧的時候總是有她的聲音。她參加了話劇小組，演革命者。“她在演革命者的時候動作就特別用力，表情也特別激昂，她是很想要表現出自己革命者那種昂揚有力的樣子的。但是就是不像。”仲婉說。

她也積極要求進步，想要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學校開展學雷鋒的時候，她特意在全校大會上發言，說自己從前有十三件毛衣，以后向雷鋒學習，要艱苦樸素。當時聽她這么說，把同學們都嚇了一跳，那時候，有一兩件毛衣的人，就算家里有錢的了。她居然有十三件！可大家也覺得她很真誠，能把這樣的事都說出來。還自動說了對母親的個人奮斗和名利思想自己的認識，把母親給她買回來的許多東西，看成是對她的拉攏。于是，她大學一年級時被評上學雷鋒積極分子，后來人了團。聽說她總是在外衣上別著團徽，高興極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姚姚最早成為黑五類子女。音樂學院的學生紛紛成立紅衛兵組織，一時有一百多個戰斗小組之多，音樂培養起來的激情像火焰一樣燃燒起來，氣氛漸漸變得激烈和殘酷。音樂學院中，有不少像姚姚一樣的黑五類子女，不久，革命者把黑五類子女稱為可教育好的子女。要是與家庭劃清界限，仍舊可以當紅衛兵。于是大家紛紛表示與家庭劃清界限。姚姚到上海電影制片廠去貼了一張大字報，然后，就不再回家去。那時候，上官云珠已經動了頭部的大手術，連走路都走不穩了，可是被迫出醫院，回電影廠參加運動。

不久，在音樂學院以高干子弟為主的同學陸續加入上海市紅衛兵革命委員會在音樂學院的紅衛兵組織“抗大戰斗隊”，那是上海大學中最早的造反組織之一。可教育好的子女們參加的，是一個外圍組織，叫“紅戰友”。姚姚和仲婉跑到教室里，像紅衛兵那樣，狠狠寫了三天三夜的大字報，揭發舊教育制度對青年的毒害。在這三天三夜里，她們商量決定，也參加“紅戰友”。

“不困啊？”我問。

“不覺得，真的不覺得，反而覺得過癮。”仲婉笑著說，“平時看姚姚那種嬌弱的樣子，可她能熬得很。”

就這樣，姚姚認識了“抗大”的領袖人物、民樂系學生燕凱，一個高大英武的干部子弟。

現在已經沒有人能回憶起，那時，姚姚是從什么地方為自己找到一套紅衛兵服：一套陸軍女兵的草綠色軍服，一頂帶硬檐的老式軍帽，鋁制毛主席像章，一條帆布軍用皮帶，是銅扣子的，許多人曾用它打人，電影廠的紅衛兵也用這樣的皮帶打過上官云珠。這個大病纏身，有思維障礙的電影明星，被人一個耳光打得后退好幾步，才倒在地上。

那個如火如荼的秋天，姚姚和仲婉，穿著這樣一套行頭，乘免費火車到北京去等毛主席第四次接見紅衛兵。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毛澤東佩帶紅衛兵標志，領著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狂熱的學生。從夏天的第一次接見以后，全國的學生就開始往北京去。政府對全國鐵路系統發了緊急通知，要求火車免費送學生到北京見毛主席，并提供所有方便。不到十歲的孩子被管著不能去，在大街小巷唱著突然在孩子里流行的兒歌：“我們要去革命大串聯，上海市委為啥不同意？”

月臺上人山人海，全是去北京的學生，全穿著差不多的衣服，有人不停地用手在胸前摸索，伯別人把自己別在衣服上的毛主席像章擠掉了。門口上不去，于是有人從車窗爬進去。身手矯健的，是從體育學院出來的。車廂里坐滿了，站滿了，行李架上坐滿解了，長椅子下躺滿了，最后連薄薄的椅背上也坐了人。和逃難的車不同，車廂里全是年輕人，背頌著毛主席語錄，唱著毛主席語錄歌，大家都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彼此親愛，不分男女。這樣的火車，一小站一小站地停過去，因為沿途的紅衛兵也要去見毛主席。沒有吃的，沒有喝的，也沒有廁所，沒有洗臉的水，年輕人肌體的芬芳、酸腐的汗氣和排泄物蓬勃的臭氣充滿了整個車廂。三天三夜以后，到了北京。這時候，她們才知道，從全國各地到北京的火車，都是一樣的狼藉。

她們經過紅衛兵接待站，到了中央音樂學院，找到一個大教室，里面等天安門接見的人已經睡了滿地，她們被安排在空出來的一小塊地上。

仲婉一頭倒下去，那是三天以來第一次躺下。

姚姚倒下去，又坐了起來，因為她邊上睡著一個從北方小城來的人，頭發結在一起，散發出氣味。“她一定有虱子！”姚姚推著仲婉。

“累死了，就將就一下吧。”仲婉說。

“不行阿。”姚姚推著仲婉，想要另外換一個地方。

到哪里去換呢，到處都擠滿了人。而且這是嫌棄一個紅衛兵臟。仲婉生氣了。

姚姚垂下眼簾，不再堅持了。

陌生的教室里，滿是累得要死的年輕孩子，一夜睡得死去活來。肚子里有蛔蟲的人磨牙的聲音，熟睡的人打鼾的聲音，路上受了風寒的人咳嗽的聲音，浸透了腳汗的回力牌球鞋散發出來的奇臭，北京深夜硬朗而干燥的氣味，在每個人的睡夢里游蕩。等仲婉早上醒來，看到姚姚還在原地坐著。她實在是睡不下去。

她在天安門廣場上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站的敞篷車慢慢開過來，被幾十萬人擠得滿滿的廣場上，發出悶雷般的歡呼聲。所有的人都在喊“毛主席萬歲”，所有的聲音都混在一起，所有的孩子都激動得哭了。

“姚姚她也哭了嗎？”我問。

“哭！”仲婉說，“哭得要命。那時候是見到了毛主席啊，還能不高興得直哭？連喊了什么都不記得，就把嗓子全都喊啞了。受過聲樂訓練的人，能把嗓子喊啞，你想想看這是用了什么力氣。真的是可以幸福得死掉。”

姚姚也借著去大學串聯的空，獨自去看了燈燈，從貼滿了大字報和毛澤東像的中學走廊里出來，燈燈已經是一個飽讀祖父家藏書而沉默不語的十五歲少年。他在祖父家被客客氣氣地照顧著長大，暑假里看到媽媽用耳光管教高中時戀愛的姐姐，心里反而有些羨慕。

他們倆就站在學校門口說了一會話，在高音喇叭鏗鏘的音樂聲里。

說到媽媽。

姚姚告訴弟弟媽媽在上海被斗得很厲害，被打了。因為她是明星，還有，因為毛主席曾經單獨接見過她。

“這不是光榮的事嗎？”燈燈驚奇地問。

姚姚沒有說話。

“她告訴你她去電影廠貼了與你媽媽劃清界線的大字報嗎？”過了三十四年，我問燈燈，他已經是一個四十九歲的編輯了。

“沒有。”

“她說媽媽被斗的時候表現出什么？擔心？難過？”

“沒有。”

“她告訴你她到北京干什么嗎？”

“說是串聯來了。”

“沒有說是等毛主席的第四次接見紅衛兵？”

“沒有。”

“她什么樣子？”

“挺高興的。好象很忙，說了一會就走了。”

姚姚沒告訴仲婉自己去看過弟弟。

上海紅衛兵革命委員會整理了張春橋的反革命歷史材料，音樂學院的“抗大”整理了民樂系主任于會泳的反革命材料，他們正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風云人物。上海市紅衛兵革命委員會給江青寫信，指責她用人不當，讓階級敵人混進革命隊伍。張春橋從軍隊派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從工廠派出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所有有上海紅衛兵革命委員會的學校，整治學生，解散紅衛兵革命委員會，核心人物作為反革命被關押。

姚姚所在的“抗大戰斗隊”，決定組織宣傳小分隊，離開學校，到東海前哨各島和蘇北沿海的部隊演出紅色歌舞，宣傳毛澤東思想。姚姚回家取了一些衣服，就跟著小分隊走了。這時的家，漫罵上官云珠的大字報從公寓的大門樓梯上一直貼到29室的門口，那都是些不堪入目的話。整個樓道上散發著紙張、化學糨糊和墨汁的酸氣，那是姚姚熟悉的氣味。

家已經被抄了無數次，什么人都可以來，有一段時間，連大門都不能關。學校的學生來了以后，工廠的工人來，居委會的人也可以來抄一次，就是社會上的閑人進來抄一抄，也沒有人敢擋一擋，要金筆，要錢，看到喜歡的東西就拿走，臨走再把嚇得發抖的上官云珠打罵一番，原來一絲不亂的家，現在不再有了。上官云珠臉上身上傷痕累累，還有更多的，是被人用包著橡皮的鐵條打的內傷，皮膚上并看不出什么痕跡。打她的人，不許她說出逼她交代的到底是什么，也不許她告訴別人，在審問時被打。“那些事，是死也不能說的。”上官云珠告訴姚姚。

姚姚很快就跟著小分隊離開上海，知道上官身體不好的同學勸她回家照顧媽媽，她說：“她不愿意我留下。”

姚姚跟著同學們走了。那一次演出特別緊張，幾乎沒時間自由活動，只有在行軍坐長途汽車到下一個演出點時，大家才有時間在一起開玩笑。可本來活躍的姚姚這次幾乎不參加大家的玩笑，“出奇的沉靜，”連一起去演出，平時沒有什么交道的男同學，正陷在與仲婉的初戀中的葉予人都注意到了。他望著她，覺得“她突然像一個沉靜的未知世界”。

她愛上了燕凱，這是一個驕傲的人，為他的革命父親驕傲，為父輩的理想驕傲，為他們的百折不撓驕傲，為自己身上流著革命者的血而驕傲，為自己將要成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驕傲，為自己是最堅決的革命者驕傲。這個時代的干部子弟，特別是那些年輕的男孩子，幾乎是最為自己的父輩和父輩的事業而驕傲的一代人。以后，再也看不到這樣的父子。那種驕傲，在一個男孩子身上，就是迷人的氣息。

那是一個從冬天到春天，讓人看著都心醉神迷的愛情。“就像在外國電影里看到的一樣。我那時也在戀愛，可從來沒有像他們那樣過。”仲婉說，她的臉上又浮現出輕輕的笑容，驚喜的，有點害羞的，猶豫的，有點被嚇著似的，那是拘束的中國孩子看到親熱的情人時的笑。“他們真的是很愛，很愛。是那個時候少見的愛。”

在1968年的春天，中國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孩子，全都穿一樣的藍布制服，凡是被匿名大字報揭露出來的愛情，男人和女人就像被釘在了恥辱柱上，受不了恥辱的人，在一夜之間就變老了，在黎明將要到來的凌晨自殺了，青浦潮濕的田地里，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黃了，在人的神經系統最脆弱的時候，有人就瘋了。那是一個以革命的名義鏟除柔軟人性的殘忍的春天，在那個春天長大的孩子，都會有一顆性冷淡的心。 

高大英俊的燕凱，當著同學們的面，把姚姚抱起來轉圈。姚姚發出過那樣響亮的笑聲，滿臉都是紅云，連眼皮和額頭都是紅的。暮春時，姚姚住進了燕凱的琴房，他們日夜都在一起。姚姚常常不回寢室睡覺，在學校里很快傳開，這并不是尋常的事，四周的人一時不知道怎么對待，有人就裝做不知道。葉予人和他們是熟朋友，和他們開玩笑，他們的臉上就出現了滿面的紅光。“那就是幸福。姚姚是一個有過幸福的女人。”他說。

“她一定很高興的吧，就這樣，什么也不管了，什么也不怕。”我問。

“當然，不光是高興，他們真的是幸福。當時小分隊里有好幾對戀愛的同學，大家都是在戀愛中，但沒有人像他們那樣熱烈。”仲婉說。

“為什么他們會那樣？”我問。

“他們忍不住吧，學音樂的人是這樣的，不容易掩蓋自己的感情。”仲婉說。

他們在愛情里的沉迷和奔放，在那樣一個禁欲與凄苦血腥的春天里，有一種倔強不甘的氣息，像隆冬里的花，不論怎樣的不合適宜，它就是要開，而且要像春天里所有的花那樣開放。燕凱的父親這時也巳經受到沖擊，成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奪權，被批斗，被抄家。這一次造反派已經有了經驗，被沖擊的家庭也已經有了經驗，燕凱家住的大院子里，被奪權的家庭連夜燒信和照片，男孩子們組織了護家隊，與瘋狂抄家的造反派大打出手。造反派說他們是螳臂擋車，其實這是一針見血的話。

姚姚和燕凱，這兩個不常回家的孩子，日夜在燕凱的小琴房里物我兩忘。

1968年11月23日清晨，仲婉聽到樓道里有人叫：“韋耀，家里出事了，快回去一次。”

在這以前，已經有一個叫唐群的同學也這樣，在一個清晨被叫回家，結果是母親自殺。

仲婉從床上起來，打開自己寢室的門，正看到姚姚從樓上匆匆下來，女生們已經紛紛起床，站在門口看著她。姚姚垂著眼簾，臉上什么表情也沒有，誰也沒看，就跟著學校來叫她的人下樓去了。

“你會寫到上官云珠的自殺嗎？”有一個在那個街區長大的人問我。他在1968年十歲，是復且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要是你會寫到她的自殺，就把我聽到的細節寫進去。上官云珠跳樓的時候，正好跳在樓下正在歇腳的菜農的菜筐里。那時候是凌晨，小菜場還沒有開門，送菜的農民在她家樓下等著。你記得我們小時候小菜場用的那種大菜筐嗎？用粗鐵絲編的，有圓桌那么大。她正好跳在一筐青菜里。十一月份，那種一燒就酥的小棠菜，碧綠生青的小棠菜。那筐菜里全都是她的血。跳下來的時候她還能說話，告訴人家她住在哪里。你知道那筐菜后來怎么辦？小萊場的人用沖垃圾的橡皮水管，把菜上的血沖掉了，賣給了來買菜的人。”

他告訴我這些時候我們正在一個餐館里吃飯。飯桌上還有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她“嗯”的一聲叫起來：“你們不要說了好不好啦？這是在吃飯的時候呀！”

燕凱陪著姚姚，從學校趕到家里，繼父說已經把人送到醫院去了，他們從家里趕到醫院，醫院說人死了，已經送到火葬場去了。他們趕到火葬場，火葬場說已經和死掉的反革命分子集體火化了，沒有骨灰。

三個月以后，姚姚和同級的畢業生一起下放到江蘇溧陽軍墾農場勞動。那是江蘇最窮的地方，據說那里的狗是吃人屎才得以長大的。那里沒有廁所，狗只要看到人蹲下，就在邊上瞪著餓極了的眼睛等，常常人還沒有站起來，狗就已經撲過去了。大學生去了，因為多少從上海帶去些營養品吃，狗就特別愛吃大學生的屎。還有就是蚊子，成群地飛。姚姚的血甜，天生招蚊子咬，晚上輪著她站崗的時候，就像穿在蚊子做的斗篷里。但是，她在農場的照片，不知道是誰為她拍的了，卻張張都是笑著的，她將手插在上衣袋里，微微偏著頭，像是一個樂觀的革命者，帶著硬朗的氣息，不再像戀愛中，在夏天的西湖邊上的悠然。她用一臉的笑容掩蓋了所有的艱難。在西湖邊，是燕凱為她照的像，那時，她的媽媽正在被北京來外調的人毒打。她不常回家。她坐在楊柳深深的湖岸的鐵鏈上，后面的湖水上帶著陽光的長長漣漪，還有白色的石橋，帶著江南山水溫婉的情調，泛著白色的光。那時她臉上的笑容也是這樣的。只是，細細地看，能看出在西湖上，她臉上的柔和，那是因為笑得不那么用力，還有，柔和里的一點點張皇和無助，那時，她的媽媽還痛苦地活著。而現在，她已經是一個孤兒了，而且是一個離開故鄉和愛人的孤兒，是一個貧窮的孤兒，當實在受不了的同學一一逃回上海時，她仍舊得為了農場的工資留在那里。是因為這些，姚姚才那么用力地歡笑著的嗎？在每一張照片上。

19**年3月8日，姚姚突然被學校的工宣隊隔離，天天盤問她和燕凱的關系，在一起做了什么。姚姚說：“你和你的妻子做了什么，我們也做了什么。”

兩個月后，姚姚被釋放。這時她才看到燕凱兩個月以前寄給她的食品包裹，滿滿的一大包麥乳精，午餐肉，風尾魚罐頭和一小瓶蚊不叮。回上海后，知道燕凱在她被隔離的前一天已經割脈自殺。音樂學院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的殘酷運動，所有師生離開學校被封閉在農村，不能回家，離開村子需要學校準假。燕凱作為反革命小集團成員被批斗了。他找到一把盈尺的老式剃刀，極其鋒利。聽說燕凱乘宿舍里沒人的時候，用剃刀在腹股溝的大動脈上割了兩刀，肚子上割了一刀挑出腸子，兩個手腕上割了兩刀，兩條胳膊上割了兩刀，脖子上割了一刀，他將自己的身體割成了一條松鼠黃魚，以求必死。他的鮮血從深深的傷口中噴涌而出，直射到床邊的墻上，他把被子蓋在身上，結果被子浸滿了鮮血。他的尸體，放光了血后，縮得小小的。

等姚姚童年的朋友張小小和新婚的丈夫一起，試探著到姚姚家去找姚姚的時候，已經是1970年的秋天了。那時急風暴雨的紅衛兵運動已經被上山下鄉運動所代替，上海的青年一批一批地被送到北方的農村去，在街道上呼嘯而過的鑼鼓點子，大多數是為了歡送中學生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慘烈的鑼鼓聲顯出了越來越沉默的城市。從烈火和紅旗的日子里走過，那個夏天，城市像一個劇烈運動后的中年人，癱軟在那里，突然就老了。在白色的路燈光下，房子是失修的斑駁，殘破的落水管四周的墻面上有發黑的水漬。梧桐瘋長的枝條在街道上空縱橫糾纏，墻上的紅油漆已經不再鮮亮。張小小走上姚姚家的樓梯時，樓道里本來一層層貼滿的大字報已經被人清洗過，在走道的護壁板上，留下了隱約的墨漬。樓道里寂靜無聲，人們很早就睡下了。

給張小小應門的是一個陌生人，上官云珠的家里現在住了三戶人家。

“姚姚看到我們來了，很吃驚的樣子。她穿著一件咖啡色的呢外套，頭發盤在頭上，很瘦。”張小小說。

“姐姐那時是把頭發養長了，盤在頭上，為了遮掉頭頂上的一縷白發，那是她知道燕凱死去的那天長出來的。”燈燈說。

姚姚家房間里留著一張紅木雕花的圓桌，上面鋪著報紙，放著一些曬干的面條。那是在上海的糧店里早上可以買到的新鮮面條，用標準面粉做的，一毛七分錢一斤，看上去比較黑，下鍋煮的時候，水會變青，因為里面放了不少堿。還有一種是用精白面粉做的，精細一點，兩毛一分錢一斤。姚姚曬的是黑面條。她把新鮮面條卷成一小團一小團的，墊著報紙曬干。如果是買干面條，上海人叫卷子面，要三毛一分錢一斤，煮熟的時間也會略長。每頓飯，姚姚就吃一小團面條。在上官云珠死后，姚姚的全部收入就是后父給的三十元生活費。

“你到我家來吃飯吧，我們吃什么，你也來吃什么。”張小小說。她把自己新家的地址給了姚跳。

“她哭了嗎？”我問張小小。

“沒有。她看上去是很恍榴的樣子，不知道在想什么。我一個字也沒提燕凱，她太可憐了。”張小小說。“我就問了她，為什么不跟媽媽住在家里，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她聽我問，拿眼睛看著我，好象有什么事不能對我說，最后她才說，因為學校里很忙的。后來阿姨告訴說，那時候姚姚要革命，不愿意回家來。而我是死也不會和我爸爸媽媽劃清界線的。”

“她也沒有說燕凱的事嗎？”我問。

“沒有。”張小小說。

從此，姚姚差不多每天都到延慶路上張小小家里去，漸漸，她找到了被趕到五原路住的程述堯。常常就從張小小家去程述堯家。姚姚總是路過五原路上的一個紅磚的小基督堂，教堂上的彩色嵌鐵玻璃早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碎，教堂也毀了。教堂邊上的小學教室里，常常傳來風琴的聲音，那是小學生們在上革命文藝課，木頭的老式風琴就算是在演奏最歡快的音樂，也有一種嗚咽。這是一條充滿了規矩的日常生活氣息的小街，即使是在1971年，五原路的小菜場里，原來麗麗鮮花店的老板娘還在賣新鮮的玫瑰花，只是她的花店已經關閉了，她將花放在一個竹蔑編的扁籃里邊走邊賣。夏天到來的時候她在路邊賣白蘭花，那像冰一樣清冽的香氣，混合在露天魚攤散發出的小黃魚咸咸的腥氣里。“桅子花唻白蘭花。”她在路邊防喝。沿街的新式里弄房子，小格子的鋼窗里，掛著利用蚊帳布做的白色窗幔。擺著方桌和條凳的飲食店里賣大桶的生碑酒，夏天時，小孩子拿家里的熱水瓶去打一瓶生啤回家給爸爸媽媽喝，只花一斤面條的錢。不知道是不是那五原路上上海的日常生活撫慰了姚姚的心，每天每天，她走在這條還是充滿了沉著的生活情調的小馬路上，漸漸，姚姚有了笑容。“爸爸！”她仍舊這樣叫程述堯，帶著女孩子的嬌氣。在那里，她和吳嫣一起做過上海色拉，她們把煮熟后切成小方塊的土豆，剝了皮切小塊的紅腸，新鮮微甜的小豌豆再加上一個去皮后切成小塊的蘋果，用一只蛋黃，加上色拉油，拿筷子把它們攪成蛋黃醬，和土豆它們拌在一起。這是七十年代五原路的家庭里在重要的家庭聚會要做的一道西餐。有時姚姚已經離開程述堯的家了，程述堯會追出來叫：“寶貝，明天要來噢，我們做色拉吃。” 

“一般這種人生孩子都比別人熬得了痛，比較識相的。”當時在產科工作的護士說。

“醫生只是幫她把孩子生下來，她做過什么，不是我們要管的。”醫生說，“她進來時，是有人為她來打招呼，告訴我，她是上官云珠的女兒。我知道她的媽媽死了，那時候社會上很亂，她走到這一步，我想一定有原因。”．

我想，那個為姚姚疏通的人一定是姚姚的保姆，她從前就是個助產土。

“她那時候什么樣子？”我問。

“她比她媽媽高大，沒有她媽媽好看，但一眼看上去，她們母女還是相像的，她的樣子像模特。”過了這么多年，經過了那么多產婦，醫生她還能記得姚姚的樣子。

“她看上去傷心嗎？”我問。

“不，她看上去很平靜，很正常，很硬氣，看不出和別人有什么不同。”醫生說。

而這是姚姚的虛假呢，還是姚姚的頑強？她就像她的媽媽一樣，就是痛哭，也不會告訴別人她為什么要哭。

姚姚產下孩子以后，就住進了一個六個人的大病房。

“我的床就在她的對面，我先看到她床下的一雙鞋子，那是一雙咖啡色的皮靴，那時候很少有人能穿這樣的靴子，很好看的。她的舉動，一看就是很有文化的人家出來的。她和她媽媽很像，我認出來了。后來聽護士在廁所里說，她不要孩子了，她的那個男人要比她小好多歲，不是正式的。”真的很偶然，我找到了那時和姚姚住在一個產科病房的女子，她是個樸素的良家女子，圓圓的臉上帶著柔和的包容的，和一點點為你操著心的神色。

聽說有一個老太太和一個男子來看過姚姚，我想一定是她的保姆。而那個男的，又是誰呢？程述堯在姚姚做出了這樣的丑事以后，和姚姚斷絕了關系，聲明自己再也不管姚姚的事了。凱凱被關押著，他的爸爸也和程家絕交，他認為是不正經的姚姚勾引了年輕的凱凱，害凱凱坐牢。所以凱凱家的人也不會來看姚姚。他是誰呢？現在沒有人知道了。孫阿姨走到姚姚的床前時，是不是會再叫她“寶貝”？那是姚姚從產院里帶出來的小名呢。

  “那別人有人來探望，她沒有人來的時候，她做什么呢？”我問。

“她好象是閉上眼睛休息的吧。”她說。

“只是閉著眼睛？”我問。

她想了想、抱歉地笑了‘“我也不太注意．我的丈夫來了，我跟他說話呢。”

“我們每天要喂孩子三次奶，那時候還沒有母嬰同房，孩子在嬰兒室里住著，護士把他們抱出來給我們。我們一間病房里，就她的孩子不抱出來給她。”她說。

“要送人的孩子，我們就不抱出去給媽媽看了。”老護士說，“媽媽一看到孩子，就會不肯送掉了。到底是自己血肉，看了以后肯定不舍得。”

“第二天，護士交班的時候沒有搞清楚，把她的孩子也抱出來了。我聽到她馬上對護士說，我就不喂他了。她馬上就把孩子還給護士去了。”

“她抱了他一下嗎？”我問，自己的孩子已經到眼前了啊，紅紅的，小小的，香香的孩子。

“沒有，她把他馬上還給護士。”她說。

“一下都沒有抱嗎？”我問。

“沒有。”她說。她看了我一眼，“我覺得她的心真狠，對自己的孩子也能這樣。”

“那天，姚姚告訴我，那天一直說說笑笑堅持到晚上，蒙在被子里哭了一夜。”張小小說。

“她在病房里應該是很奇怪的人，大家也都能知道她的事，有人問她嗎？”我問。

“沒有。問人家傷心的事干什么？大家都不問。”她說。

姚姚一定沒有想到這一點吧，她沒有想到在產科病房里，應該是她最尷尬的地方，她最孤獨的地方，她最沒有遮攔的地方，那些萍水相逢的產婦，那個至今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的無線電廠的女工，用自己的沉默保護了她的自尊。她們什么都沒有表示，所以她一直以為大家都不知道，其實，大家只是知道了不說，讓她能安靜地住下去。

直到她出院的那一天。護士長把她叫到走廊里，最后跟她確認，是不是不帶孩子走，她說，不帶。然后她寫下了一份保證書，保證再不要回孩子。一對同是醫生的夫婦從醫院里抱走了那個孩子，他們給了姚姚兩百元營養費，答應好好照顧這個孩子。

“那一天她是自己走的，好象沒有人來接她。她自己走下去結帳的。”她說，“她到我床邊上來說，我要走了。我就說，再見。她沒有帶孩子，自己走了，到底是難過的。她的聲音很輕，就說，我走了，再見。就走了。”

走出五樓的產科病房，被水拖濕的走廊地上倒影著黃色的病房的門，早上，孩子就要從嬰兒室里出來了，有性急的母親穿著白藍條子的病員服等在走廊里，等著裝嬰兒的木頭車出來的那個時刻。寬大的木頭車里睡著整個病區的小嬰兒，像一只春天的小雞筐一樣，小孩子在里面發出各種各樣的哭聲，從走廊的盡頭，那些稚嫩的、美妙的聲音傳遍了整個產科病房，對母親來說，那就是天堂的聲音。就是躺在床上的人也都會馬上直起自己的身體，揭開自己的衣服，不管那時她有沒有奶水。

墻上貼著毛主席語錄，用水彩筆，蘸上紅色的顏料，寫在厚厚的鉛畫紙上：“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當時在不少醫院的墻上都掛著這樣的語錄。姚姚從它的下面走下樓去。

姚姚回到了自己家。她睡在媽媽留下來的床上。她小床的對面就是繼父的床，還是按照上官云珠生前的樣子放著。賀路在鄉下勞動，難得回上海休假。但是突然，姚姚開始在朋友家四處借宿，當繼父回家時，無論如何不肯住在家里。

“我覺得他們中間發生了什么事，姐姐七歲的時候，賀路已經當她的繼父了，她一直叫賀路叔叔。他們感情不好。”燈燈說，“可姐姐沒告訴我發生了什么，也許因為我在山西，也許她只把我當成一個小弟弟看，她說不出口。”

“姚姚告訴我說，她的繼父在鄉下的五七干校勞動，難得回上海休假。要是他回來，她就覺得很不方便。有時只能在半夜里到廁所里過夜。”張小小說，“從那以后，姚姚變得沒有地方可以安身了。”學校里已經進入分配階段，姚姚原來寢室里的床位已經取消。仲婉早已經動身去了吉林。張小小家只有六個平米。從那時起，姚姚隨時帶著一只黑色的女用大包，把重要的東西放在包里隨身帶著。可她從來沒有把那兩張小床中屬于她的那一張，搬個地方放，她只是讓那張床一直保持著上官云珠在世時的樣子。她也沒有像當時不少上海人家那樣，把一間大房間用家具攔成兩間，房子異常緊張的上海，在那時常有人家這樣做，或者干脆用纖維板做墻和門，從房間中央攔開。姚姚只是保留著房間原來的樣子，照相的時候，也特地要坐到媽媽當年喜歡的雕花茶幾旁邊去。她那消瘦的臉上，還是掛著滿面笑容。

燈燈連著追了幾封信到上海，要程述堯去把姐姐找回來。那天姚姚跟著程述堯回家去，住在他家的沙發上，因為他家的唯一一間房間里，再也沒有地方能搭出一張床來了。姚姚并不能在五原路久留。

“你知道程述銘自殺的事么？”張小小說，“燈燈的叔叔。就是他們單位的工宣隊要隔離他，把他從家里帶出去的時候，讓他自己拿著行李。他就受不了，就自殺了。姚姚告訴我，這件事對燈燈的影響很大。”

“沒有啊。”燈燈說，“我不記得那時有很激烈的表示。媽媽不是也自殺了。我一直把燕凱當成我的姐夫，他不是也自殺了。在心理上，我有這樣的準備了。”

也許姚姚這樣對童年的朋友說，是借了燈燈說自己的心事？

“要是我是姚姚，我早就不要活了。自己巳經成了這樣的人，媽媽也死了，等于一個孤兒，活著干什么？只要一死，不就全能解決了嗎。”一個人對我說。

可是姚姚并沒有死。那時候的照片上，她坐在夏天的綠草地上，抱著膝蓋，臉上開著像玉蘭一樣大，一樣白凈，一樣不能阻擋的笑容。

有一天，她跟著一個童年的朋友來到武康大樓的一戶人家，因為那家人有一架鋼琴，她想要找一架鋼琴練聲，準備畢業。那家人家的女主人姓商，是跟著解放軍進上海來的第三野戰軍廿軍文工團員，在剛解放時演出的《白毛女》里，她演白毛女。

“那么，你就是姚姚啊！”商阿姨叫了起來，“你和媽媽來看我們排戲的時候，只有那么小，頭上扎了一個大蝴蝶結。”商阿姨比劃著說，“姚姚就笑，就說是啊是啊。”

“那天，她說正好沒有地方住，就住在我家里。
后來，她慢慢把自己的事情告訴我，我聽了心里真的心痛。我就叫她馬上搬到我家來住。姚姚高興死了，就搬過來住，說是搬，其實也可憐，不過就是帶了一些換洗衣服來。”

“現在想起來，姚姚的樣子就在眼前呢。她是個很嬌憨的女孩子，總是把她的臉在我的肩膀上磨，小狗撒嬌也是這樣的，阿姨啊，阿姨啊。這樣叫著。我真心痛這個女孩子。”

商阿姨把她的手拍拍自己的肩膀，告訴我姚姚的臉摩挲的地方，她的臉上帶著一個母親被孩子撒嬌時那種酥酥軟軟、六神無主的笑容，“住到我家里來了，我才看出姚姚沒有錢用，省得要命，雖然她住在我這里，不用另外花錢，可一個那么大的女孩子了，身邊總要放一點錢吧。她的繼父本來給她每個月二十塊錢生活費，后來又不想給她了。我告訴她我家里放錢的那個抽屜，那時候我家也沒多少錢，抽屜從來不鎖的，我告訴她，要用錢就從里面拿，我女兒也是一樣。可她輕易不在里面拿錢。要是實在要錢用了，總是先跟我說，臉上總是很為難的那種樣子，總是告訴我什么地方一定要用錢了。那真的是個懂事的孩子。”商阿姨說著，漸漸把一張微笑的臉縮到自己的雙手里去，不再讓我看見她的臉。她瘦弱的手背上，有一根青青的血管靜靜地跨過了手背，像地圖上的河流，“我真的不愿意想起這個孩子來。一失足就成千古恨，那時候樣樣事情，都要把她往絕路上逼過去。想起她來，我的心里，那種難過，說也說不出來。”

商阿姨被細細的皺紋密密包裹起來的眼睛，因為淚水而逼紅了。她用力閉了一下眼睛，像一個體育課上被老師逼著跳下深水去的孩子那樣。我又觸動了別人心里努力埋著的回憶了，我的心里充滿了抱歉，從前我采訪過的人，那些說到傷心事時候那創傷的臉也在我前浮現出來，我并不知道什么時候
提起，用怎樣的方式提起，才是不那么打攪人平靜的現實生活的。她的臉因為回憶而悲傷地皺了起來，縮成小小的一團。她說：“可是，我還是常常想起姚姚來，有時候，突然，她的樣子就跳到我的眼睛里。”

這樣，姚姚總算是落下腳來，這已經是1973年的夏天了。商阿姨在房間里燃著用除蟲菊做的蚊香，綠色的，怕蚊子的人總是十分喜歡那種氣味，在那樣的氣味和灰白色的煙霧里感覺到安全。姚姚躺在細藤編起來的躺椅里，大概會很像一大包輾轉到站的行李。她的心里會有一點像被除蟲菊保護起來那樣的安全么？

“她的心里很怕。有一次我送她回家。正在上樓梯，聽到樓下有警車的汽笛聲，她馬上張極了。用手推我，催我馬上離開。她獨自站在黑暗的樓道
里一動不動，好象在聽是不是警車會停下來。直到警車的聲音遠去，她才平靜下來。”她的一個朋友說。那就是在1968年貼滿了媽媽大字報的樓道，是1970年姚姚度過了行尸走肉般的夏天的樓道，那也是1972年的清晨，她帶著只夠買一張票的錢，和七個月的身孕匆匆經過、準備偷渡的樓道。在黑暗的樓道里聽著警車呼嘯而過的晚上，她的媽媽已經死去，她的男孩子已經送人，她從前的男友還被關著。那些往事變成了她的檔案，一份不能見人的檔案。

1972年，上海各大學，終于陸續開始畢業生分配。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關系，有五屆大學生被耽擱在校園里。這時的畢業生分配，由進駐學校的工宣隊主持。在姚姚出事以前，音樂學院的分配方案中，姚姚被分配在上海樂團的合唱隊，那時樂團正在排練交響樂伴唱《沙家浜》。可是，參加畢業生體檢的姚姚被查出了這樣大的丑事。于是，主持分配的工宣隊取消了原來的計劃，決定要把姚姚分出上海，去黃山農場。分配小組找姚姚談話，告訴她，由于她檔案里的材料太壞，包括她的出身，她自己的表現，上海的文藝單位沒有一家愿意接受她。她這樣的人，留在上海的影響太壞。

“在那時候，這樣的分配就是懲罰。”有個人告訴我，他那時也掌管著一個學校的畢業生分配大權，“表現不好的人，就是應該為自己的表現付出代價的。那時候的規矩就是這樣的。不要說出過這種事的人。要是那一年分配有一個甘肅的名額，那個名額就一定是她去，有什么討價還價的。”

“這公平么？”我問。

“按著那時候的標準，這就是公平。因為你的檔案那么差，你就得接受懲罰。”他說。

“我過去是做錯過事，我犯過的錯誤，越是被學校當成要我去外地的王牌，我越是不愿意以一種懲罰性的決定給推到外地去，左一個‘錯誤’，右一個‘影響壞’，而碰到我這樣的繼父是最樂意借助這些，作為把我推出去的‘合法化’的手段。他們這樣本來是不對的，（然我也有明智，世界上有時并沒有講理之處。）到我應該用自己的行動來洗刷過去的錯誤，用有力的行動和靈活的方式來與這樣一些人戰斗，最后，是為了求得‘真面目’。我還是相信凡事總有真理，有是非。我對不起我死去的母親，對不起我的孩子，但是我決不允許這樣一些人繼續來欺負、侮辱、歪曲我，因為這等于在侮辱我的母親和我的血肉。”姚姚曾經在商阿姨家放在陽臺門邊的吃飯桌上這樣寫過自己的心愿，“我的想法，就是要爭口氣。”

于是，姚姚第一次對學校擺出了拒絕的姿態：堅決拒絕去黃山農場。

于是，學校就把她的工作分配晾在一邊，去分配下幾屆的學生。

“要是我們學校里有這種人，敢這么做，我也會這樣對付她。這一著其實很厲害，這叫把你掛起來陰干。當時要是學校不管你分配，那你的檔案就沒有地方要，這樣，你就在社會上死路一條。你不可能有工作，也沒有任何經濟來源，沒有戶口，過年過節的時候，沒有戶口的人被里弄里清除出上海都有可能的。那時候的戶籍制度多少嚴格，哪里像現在。大多數人最后總是抗不住，要服從組織分配的。”那個人說，“我們不用動氣的，只要輕輕地把這樣的人掛起來就行了，等她來討饒。”

說著，那人的臉上出現了十分強硬的笑容，與我認識他的時候，那個始終是溫文爾雅的、笑容可掬的人剎那間完全就不同了，他也已經完全沉浸到往事中去，回到了從前。剎那間，他又驚醒過來，笑了一聲，“那都是過去的事了。”

姚姚天天到學校去，是商阿姨教她的一招。一是讓大家看到她仍舊老老實實，天天到校。二是讓管分配的工宣隊看到，他們還有一個人沒有分配出去。她天天都聽到同學們一一離開校園，有了自己工作的消息。天天都看到工宣隊拉長了的臉色。她賠著笑臉，一遍遍地說自己的困難。他們一遍遍地拒絕她，告訴她，她的檔案沒有單位肯要。“他們看都不看我一眼，好象我是垃圾。”姚姚回家來，有時這樣告訴商阿姨。“我總是安慰她，凡事堅持下去，總會有結果的。”商阿姨說。

不久，音樂學院畢業生分配小組又通知姚姚去湖南，表示堅決不會把她留在上海。這一次，把去湖南報到的介紹信和離校通知單一起給了姚姚，通知她準備脫離學校。

姚姚又拒絕了。

被惹惱的工宣隊告訴姚姚，要工作，就去湖南，學校不再分配她任何其他工作。“這樣的話，她一定也聽說過‘今冬明春’這句話。就是在1973年的夏天流行起來的一個詞。”夏中義說，“那時在等待分配工作的人里，都知道‘今冬明春’，就好象是一句針對我們的暗語。意思是夏天沒能等到，也沒能實現的事，可以等待今年冬天，或者明年春天。可能一開始，是出現在哪個社論，或者紅頭文件里的詞吧，可后來變成了一種對等待和盼望的暗示。當時有過一句話說，只要唱起國際歌，就可以找到我們的同志。‘今冬明春’，在那時也差不多就是像《國際歌》對于革命者同樣的意思。”

“難道不是絕望么？”我問。

他說，“那時候個人沒有什么選擇的可能，政府不給你出路，你面前就是絕路一條。所以，大家總是盼望政府會給我們什么，會有什么新的精神，通過紅頭文件突然在某一天傳達到每個人，于是，生活就會有起色。‘今冬明春’的那種心情并不是絕望的，而是盼望。”

那么，默默在盼望著的事，會不會像一個落入深深井底的青蛙，遙望著井口之上圓洞般的藍天，撲通撲通，一遍遍地跳著，想要跳上井去。

“那時候，我聽到周圍的人為姚姚找對象。那種情況，大家都覺得還是先找個人結婚比較好，安頓下來了，再想辦法。”張小小說，“姚姚一直來我家，我的朋友里也有看上姚姚的，那還是個不錯的畫家。商阿姨也為她著急，好象也為姚姚找過合適的人。吳嫣也是。怕她這樣吊著下去，又會出什么事，另外精神上也太痛苦了。”

可是，總也不能成功。

那還是一個上海夏天的下午，還是在二樓房間竹簾子青青的陽光里，像幾年前姚姚認識凱凱時的情形一樣。這一次，吳嫣為姚姚介紹的朋友是程述堯家的親戚。她留他們倆在家里吃晚飯，她從底樓的公用廚房里把她做的冰糖蹄膀用一個木頭托盤帶上來，還有色拉。她的頭發里帶著公用廚房里的油氣。木頭樓梯已經失修，人一踩上去，就吱吱作響，她就吱吱作響地走上樓來，端著一只重油赤醬的大蹄筋。讓人真不能想，她就是那個為了蘇州的宅子跟特務頭子戴笠打官司，最后贏了戴笠的那個名女人。姚姚下樓去做了一道油炸香蕉，她說這是媽媽教給她做的。

吳嫣把冰糖蹄膀放在桌子中央，說，希望你們不久可以請我吃蹄膀。那是上海人謝媒人的禮物。姚姚聽了不說話，低著頭，笑了一下。

燈燈說，在五十年代，被革命推翻的大家庭里，有些姨太太和小姐，在走投無路的時候，就是用這個辦法，默默地找一個可靠的人嫁出去，擺脫原來社會階層的印記，只求能粗茶淡飯，安安穩穩地過日子。吳嫣的一些舊朋友，也就是這么做的。

對于姚姚來說，要是真的找不到工作的話，也有人可以在生活上幫一把。我想，也會有這種現實的考慮的吧。生活有時候就是這樣赤裸棵的，就是吳嫣不明說，姚姚也一定會體會到這一點。我想，她也體會到了吳嫣這樣閱歷豐富、性格頑強的女子，對命運不再有一絲夢想的洞悉和悲涼的心情，還有在無窮的委屈中也要頑強生活下去的勇氣。

“那個人叫什么？”張小小問。

“程鈺先。”我說。

“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見姚姚和他一起。那個人，很樸實，也很普通，穿著一條米色的咔嘰布褲子，姚姚說那個人對她很真心，也很好，可她和他不是一路人，她不能愛上他。”

這時的姚姚，居然還是這樣嚴肅地說愛和不愛的事情，還有愛和結婚的事情。這是我沒有想到的。原來她那人人都以為已經泯滅了的女孩子供奉愛的癡情，仍舊是這樣堅強地在心里成長著，像無人的沼澤地里的野百合花那樣，觸目驚心地成長著，讓偶然闖進去看見的人嚇了一跳。

“在你看來，姚姚是一個怎樣的人呢？”我問。

“她是一個純真的女孩子。她身上有一種學生氣。”程鈺先說。

“即使是她經歷了那么多的事情，你認為她仍舊是純真的么？”我問。

“我認為她仍舊是的。”他說。

“姚姚真的好可憐，那時候被逼得走投無路。”張小小說。

那段時間里，姚姚就沒有一點真正高興的事情么？

“有的。有一天她來我家，給我看了一封信，是跳克寫的，用毛筆寫在一張宣紙上，她爸爸來認她了！從前凱凱請她媽媽幫著轉信，一直沒有回音，過了那么久，回音來了。”張小小說，“姚姚是高興得不得了。那時候她已經快三十歲了，平時要是她傷心的時候，人會顯得老。那天她滿臉都是笑，好象一下子就年輕了。”

“姚姚那天高興極了。她爸爸說，要見面有三個地方，一個是上海，可他正在被毛批判，不可能回來送死。一個是香港，還有一個是美國，只要姚姚能出來，他就可以到香港去看她，也可以接她去美國。”張小小說，“她真把我嚇死了，那時候讓人知道有這種信，一定會要坐牢的，這就叫里通外國呀，這是一個大罪名。姚姚又是有前科的人。我問她拿這信怎么辦，她說會隨身帶著。我知道無論如何她是不肯把信燒掉的，只好一直叮囑她要把信藏藏好。”

“姚姚也告訴過我一點點。那天在家里，她說蘇州老家找到姚克的下落了。我嚇得一把抓住她的手說，你可再也不要和這種事情沾邊了，你這個人，現在一點差錯都經不起了。”商阿姨說，“我也知道她想自己爸爸的，可那時候，她真的再也不能有事。她答應我了，她說噢，知道了阿姨。她是讓我放心。”

那天，她和張小小說到一件自已小時候的事。六、七歲的時候，她和媽媽不開心，就拿了自己的一個小包出走。走到馬路上，遇到了警察。警察把她帶到崗亭里，叫她媽媽來把她領回家去。姚姚怎么會突然想起這件事來的呢？

姚姚決定還是自己努力找一個好工作。

“那時候沒有什么自己可以找工作的，一舉一動都要組織同意，組織分配給你。我陪著姚姚做的，其實就是找到能跟音樂學院的頭頭說得上話的人，想辦法讓他們去說服分配小組，讓他們重更新給姚姚分配一個工作。”商阿姨說，“我們當兵的人，從來不知道怎么送禮，怎么和人套近乎。聽人家說，到這種人家去求人，要送禮的。當時我也真的不知道該怎么送禮。自己覺得很難為情。所以拿了一桶油，一些那時候買不到的香菇什么的，有時是蘋果，到人家家里去。姚姚總是跟著我。我一進門，就把那些東西塞到門邊上，算是送到了。”

“做這樣的事，心里一定難過吧。”我問。

“當然！”商阿姨說，“我自己的孩子都送到部隊里去了，那是送到老戰友的部隊里去。用不到這一套。現在是姚姚，情況不同了。不求人去，又能怎么辦。但是沒有結果。那些人總是說，困難啊，姚姚留下來，影響太不好了。有的人當面答應了，可實際上什么也不會去做的。隔了幾天去問，總是說，再等等，再等等合適的機會。其實就是不想幫忙吧，不想沾上姚姚的事，怕影響了自己。我們不知道碰了多少釘子，軟的，硬的。不知道多少。姚姚苦惱極了，有時候我看她自己坐在陽臺的藤椅上，雖然不說什么，但是心神不定。”

“我也勸她安心，但到底沒有工作不是辦法。”商阿姨說。

最后，連姚姚自己也開始猶疑了。就像一個人站在沙上，沙子往下滑去，嘩嘩的，就是這個人的腳還是死死踩在沙上，但也不能站穩自己。她開始意識到，自己真的很可能找不到一個理想的工作了。“世上的人總是先人為主的，就算我再努力，可單位一看到我的檔案，一聽到我的事，就不會對我有好印象，不會要我去工作的。在精疲力竭的時候，姚姚也曾這么說。但她還是死死地踩在那塊沙上。

檔案像是一把利劍那樣，緊緊地逼住姚姚，讓她抬不起頭來。所有的人都以為她的案里一定會有不少對她不利的東西，那個神秘的牛皮紙袋袋，將她置于死地。在我坐在它的面前時，也這么想。我看著帶著積塵氣味的那個牛皮紙袋，摸上去，手指上有塵土，一定是有許多時候沒有人動過它了。那上面印著一段毛澤東的語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我打開它，原來里面只有簡單的附中畢業鑒定，入團報告，畢業生登記表，1972年的那一份體檢表上，醫生甚至沒有把她懷孕的情況寫下來，只是很職業化地寫了“子宮底位于劍下約3—4cm處”。在畢業鑒定上，學校寫下的評語是，“不怕壓力，在資反路線白色恐怖中敢于較早起來造反。”甚至沒有對她末婚先孕，逃亡廣州的處分記錄。有她自己的交代，自己對家庭的譴責，對母親自殺的譴責，沒有來自學校的任何不良的記錄。沒有。可是，從1973年到1975年，所有的生活道路全被堵死的姚姚，已經被它，被這包小小的，放在一個鎖了的屋子里的牛皮紙包壓破了膽，被提到它的人那種威脅的口氣壓得不能抬頭。

“后來，到了差不多1974年的時候，姚姚覺得她在這里實在是沒有希望了。這時候真正下決心要出國去找她爸爸。”張小小說。“看到她在學英文。她一向是學俄語的，那時候，決定要出去了，才開始學英文。她找了一本文化大革命前的靈格風英文在學，好象還有一本英文版的《毛席語錄》姚姚告訴我說，她要豁出去了。她說，小小，小小，我實在沒有辦法了，這次我要豁出去了。我問她怎么能去。那時候像姚姚這種有前科的人，國家肯定不會批準她出去的，再加上是去姚克那里，更是連說都不敢說的。姚姚說，那里就是一條河，可以從橋上去，可以坐船，也可以游過去。她叫我不要知道太多，這樣我就是安全的。她說當年她媽媽就是這樣對她說的，不要知道太多。”張小小說。

“我也知道姚姚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了，自己也緊張，有別人知道情況。我就答應她。所以那天，我們就在一起想象以后的事，像說夢話一樣。她說，到了那里，再也沒有人知道她的檔案里有什么了。那是個檔案再也不會跟去的地方。我說是的，那樣就好了，可以重新做人了。”

“她說，到了美國她要去讀書，一定要好好讀書，然后就能找到工作。她也不能靠爸爸，靠自己。我說對的，到那里只要自己努力，就能有成績了。”

“她說，她一定好好做人。我說，到那時候，你就什么都不一樣了。有了錢，你就可以再回中國來，就可以找你的孩子，把他也帶去，你們就可以團圓了。那時候我的孩子小，什么事總是先要想到孩子。

“我記得姚姚那時把一雙眉毛揚起來，拍了我一下，說，小小，這下子叫你說對了！”

“1974年底的時候，凱凱出來了。他們倆又有了聯系。我總覺得她和凱凱在一起，有什么計劃。有一次，姐姐和我站在商阿姨家的陽臺上說話，她告訴我，又遇到凱凱了。我說，你們最好不要來往了。她聽了沒有說話。以后再也不說凱凱的事了。但我能感到他們又在一起了，在外面常常見面。”燈燈說。

“姚姚和凱凱要是不走，真的一點前途都沒有的。出來以后，凱凱更加鐵了心要走，姚姚后來也鐵了心。他們總是悄悄地在一起。我跟姚姚說，這次你真的要當心了。姚姚說，他們現在只是朋友，經過了那么多嚇人的事，感情早已經沒有了。現在是為了一起出國，才在一起商量。”張小小說。

“他們又說橋，又說游泳的，是想再次偷渡么？還讓你知道得越少越好。”我問。

“他們沒有說，我也不知道。”張小小說，“只是姚姚總是說，她要豁出去了。”

“可是，后來，姚姚急得六神無主，因為托凱凱帶：到美國的信突然斷了聯系。姚克再也沒有消息。我后來才聽說，是信箱出了問題。而姚克，只以為姚姚：沒有了聯系！他也不敢和姚姚聯系，他怕給姚姚帶麻煩來。姚姚來我家，有時急得坐都坐不下來，只好：和我站著說話，有時候，話都說不下去。”張小小說。

那時候，她已經三十歲了，還是什么也沒有的一個孤兒，在辮子里藏著一縷早白的頭發。

“后來，我丈夫因在浙江文化廳工作，堅持要一個與姚姚有親戚關系的領導為她安排工作，后來總算設法給姚姚安排到浙江歌舞團。那時候已經很緊張了。音樂學院已經給姚姚下了最后通牒，要是在兩個月的限期里沒有單位愿意接受，就實行強制辦法，去甘肅或者青海，那里可以接收姚姚這樣的人。姚姚終于在限期里落實到浙江歌舞團，這是當時很好的結果。當時我丈夫在杭州有房子，說好了姚姚就去那里住，有人照應，我也放了心。”商阿姨說。

所有的人都為姚姚松了一口氣，生活終于按照姚姚的心愿，露出了它第一個微笑。

好朋友就要分離，可從來沒有這樣令人愉快的分離了。最后一次見到姚姚時，張小小和她在一起回憶了許多小時候的事。小時候她們在一起看上官云珠的大衣櫥，是她們最高興玩的游戲。她們打開大櫥的門，一件件地將上官云珠的旗袍拉出來看，看那么美麗的衣服，那么好看的顏色。那時候，她們一定想過自己長大了也要穿吧。

在武康大樓昏暗的、堆滿了自行車的門廳里，去看孫道臨的黃宗江遇見了姚姚。她高高興興地叫他：“黃宗江叔叔，我是姚姚啊！”黃宗江看到的是一個明亮的女孩子的笑容，“那是當時少見的純真明朗的笑容，特別是在那樣一個破敗昏暗的門廳里，簡直像陽光一樣。我那時候心里真的感動，那孩子還能有那么美的笑容吶！”黃宗江說，“好象她從來沒有受到傷害一樣。”他說著，突然揚起眉來，他充滿了皺紋的臉上突然像光一樣地亮了，帶著女孩子的親呢和嬌氣，還有喜悅，“你看，就是這樣的笑，我總是記得她的樣子。”

那一年，姚姚三十一歲。在三十一歲生日時，她收到了一份禮物，是一個學畫的朋友為她畫的蓮花，通紅的蓮花，盛開在污泥里。為了分離，他們在一起照了相。那個夏天，革命的清教在上海已經退潮，淮海路的理發店里開始按照客人的要求，給人吹蓬頭發。可是那時不可以燙發，聰明的上海女子發明了用銅絲卷發的技術，在街道和公園里，常常能看到這樣收拾了頭發的女子。她們小心而驕傲的在街上展示自己的與眾不同。銅絲的溫度不那么好掌握，常常可以看到在曲卷的發梢上有燒焦的痕跡，黑發像方便面那樣卷起來，發白。當風吹來的時候，她們馬上扭頭避開，因為那樣的人工鬈鬃發很不結實，一陣風就能拉直了它。

姚姚用電話線里的粗銅絲放在煤氣上烤熱，然后把頭發繞在上面，當銅絲冷卻下來，把它抽去，頭發就會曲卷，像燙過的那樣。為了照相，姚姚這樣收拾了自己的頭發，她很熟練，沒有燙焦頭發。

那一年，在姚姚和程述堯的努力下，終于把燈燈調回了上海。臨別時，姚姚在商阿姨家的廚房里做飯，特地對燈燈說：“我們倆以后就在一起相依為命。”

1975年9月23日上午，下著小雨，秋天就要在雨中回到上海。姚姚也將在第二天離開上海，開始她的工作。行李已經準備好了，就堆在商阿姨家的走廊里。早上姚姚告訴商阿姨要去朋友家辭行，騎上車就走了。

那天墨西哥體育代表團要離開上海回國。按照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規矩，外國人的車隊將要經過的街區都要封鎖交通。十點四十五分，姚姚經過交通已經封鎖、不許機動車行駛的南京西路時，一輛長江航運局的載重卡車突然出現在南京西路上。駕駛樓門上的鉤子掛住姚姚的塑料雨衣，她立刻被拉倒在卡車后輪下，兩個結實沉重的黑色橡膠后輪碾過她的胸和頭，將她的上半身壓扁在南京西路上。

此時，程述堯的一個熟人正好乘在經過江寧路路口的公共汽車上，他聽到江寧路上的人向前面的南京西路奔去，“軋死人了，軋死人了。”他們這么說。他遠遠地從掛著雨痕的車窗望過去，看到了濕漉漉的南京西路上，有鮮血像浮云一樣化開。

聽說姚姚的上半身是用鐵鏟從南京西路上鏟起來的。

凱凱由人陪著找到張小小家。他又是怎么知道的，現在已經沒人知道了。他曾到火葬場停尸房里去找姚姚的尸體，可在存放尸體的地方沒有找到。她被壓扁的尸體，被放在整容的地方，公安局問商阿姨要了一張姚姚的照片給火葬場，要用蠟重新做一張臉出來。張小小說：“她是去看朋友的路上出事的。也不知道是哪個朋友。要是那個朋友聽到出了這樣的事，一定難過死了！”凱凱揪然變色。

程述堯的老同學孫道臨，上官云珠的老朋友張樂平來向他們從小看著長大的姚姚告別。大家都被姚姚那張用蠟做成的臉驚呆了，它比姚姚的臉長了五分之一。燈燈只想認出這就是自己的姐姐。程述堯沒有勇氣看到姚姚的樣子，連姚姚的葬禮都沒有參加。只有張小小聽清音樂學院給姚姚的悼詞：“她是一個沒有為國家做出過貢獻的人。”

張小小聽到這句話，眼淚奪眶而出。

1978年，上海電影局為上官云珠平反，推翻了1973年做的“并非畏罪自殺，是因患癌癥和對運動不理解自殺”的結論，做出了“上官云珠是屬林彪、‘四人幫’迫害致死”的結論。并為上官云珠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

同一年，由于沒有人去龍華火葬場領回姚姚只能在火葬場存放三年的骨灰，火葬場把它作為無主骨灰深埋。1979年，上海音樂學院為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師生舉行集體追悼大會，墻上掛滿了教授們的遺像，觸目驚心。可是沒有姚姚，因為姚姚是死于一次偶然的車禍，并不是被迫害致死的。

這一年，燈燈放棄了在上海上大學的機會，堅決離開上海，回到北京。他不愿意在這個對他來說充滿血腥的城市生活下去了。他改名叫韋然，這一次他終于和姚姚同姓，都姓回上官云珠的本姓，他們的名字要是排列在一起，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家人。

1995年，終于安定下來，成為一名編輯的燈燈，以孩子的生日為唯一的線索，尋找姚姚的孩子。在《新民晚報》記者的幫助下，他找到了孩子的養父。這時的燈燈并不想要回孩子，只是想把姐姐的身世，告訴那個在決不知情的情況下長大的孩子。商阿姨想要見到那個孩子，想要告訴他，姚姚曾晚上把頭蒙在被子里哭，因為不舍得他，覺得對不起他。程鈺先在家里保留著姚姚從他們認識到去世的所有通信，所有的照片底版，準備有一天可以親手把它們交給姚姚的孩子，讓他知道媽媽的經歷，并有媽媽的遺物。

孩子的養父母不愿意打破孩子寧靜的生活，不愿意用巳經過去了的事情刺激他，不忍心告訴他，原來他是出生在這樣慘烈故事里的孤兒。他們彬彬有禮但非常堅決，“請你們就讓這個孩子輕松地生活吧。到他更大一些，成熟一些，我們會告訴他的。”他們這樣說。那一年，孩子二十二歲。這個故事里的許多人都支持這樣的想法，希望保護他的心靈不要接觸到故事里的痛苦。

這是五年后一個冬天的下午，我和燈燈坐在淮海中路上的一家咖啡館臨街的桌子旁。現在，姚姚當年的寢室變成上海最昂貴的外國家俱店。程述堯和吳嫣去世后，他們的房子已經收歸國有，住著陌生人家了，而上官家也一樣。小公寓還在路邊，哥特式的小窗還是帶著奧斯汀小說的情調，上官云珠死了，程述堯死了，燕凱死了，姚克也死了。而凱凱在國門一打開，就離開中國去找他的生母，他切斷了與上海的聯系。和姚姚有著密切聯系的人越來越少，活下來的人，被有姚姚的回憶所折磨，他們抵抗折磨的方式常常是不愿意提起，就像一個人很痛的時候往往是咬牙忍受。不提，是想讓傷口自己愈合。到有人提起的時候，這才發現，原來許多事已經真的記不真切了，而有的事，已經妨礙了自己現在的生活，打破了自己生活中的平靜。為了保護來之不易的平靜，他們也不想說了。實在，被我不斷打擾的，一次又一次必須重新沉浸到回憶中去，而且必須表達出來的，是與姚姚有著骨肉之親的燈燈。當他說不下去的時候，他就默默看著地板上的某一點，直到可以繼續說下去。但他從不推卻和敷衍我的問題。“對不起，我真的讓你難過了。”我說。“沒關系。只要你真實地寫出來，讓歷史留下來，這就是對她們的紀念。”燈燈說。

“我還是想找到姐姐的孩子。現在只是隱約知道他在和人一起做生意。”燈燈說。

是的，上海的年輕先生常常選擇這樣的道路，看來那個孩子生活得很合潮流。

我們看著外面經過的人，許多年輕人，臉上的表情總是嚴肅精明但不沉悶，躍躍欲試的樣子。我和他都不自覺地留意著二十七八歲左右的男人，那是姚姚孩子現在的年齡。他們在我們的窗前走過，穿著英國西服，美國派克大衣，意大利皮鞋，日本式的風衣。來上海的美國人常常吃驚地說，上海看不出中國的樣子，反而比美國中部的城市更像紐約，特別是上海街上的人。姚姚的孩子是哪一個呢？他們在我們面前匆匆經過，奔向他們的前方。

 ——選錄自陳丹燕著《上海的紅顏遺事》部分章節

上官云珠給女兒的信

姚姚，我最親愛的女兒：

     你給媽的信，媽都收到了。你說要回滬來照顧我，我認為不必了。媽在醫院里很好，有組織上關心、照顧著。你好好在農村參加“四清”運動吧。

    你一直在媽身邊，被媽嬌慣了。這次有機會到農村鍛煉鍛煉，對你是大有益處的。你別看媽在家時一直燒好吃的菜給你吃，可媽去農村、工廠、部隊時，什么艱苦也都能受得了。你將來也要從事文藝工作，也要下農村、工廠、部隊，也要吃得起苦。你說，是嗎？

    除了吃得起苦外，你更要好好去了解社會和人世。有些事你太不懂了，太幼稚了，將來會吃大虧的。媽媽就吃過不少大虧。媽媽真想把過去的事兒好好同你聊聊……

    你的生父現在在海外，這兒對他的評價不佳。所以，他非但照顧不到你，反而以后還可能要連累著你。盡管誰都知道，是他拋棄了我們娘倆，但一有什么事，有些人還總會把我們同他聯系起來的。所以，如果我有什么三長二短的話，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

    望你早些懂事。別再提請假回來的事了，不要讓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這種印象一多，積累起來就會變成對你的成見，到那時就可怕了！ 

 你的媽媽字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摘自王林谷著《上官云珠生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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