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自己是因為旗袍而喜歡上張愛玲，還是因為張愛玲而喜歡上旗袍，只覺得張愛玲最懂旗袍。她把旗袍演繹得極具東方魅力，無論是在她身上，還是她精致如旗袍般優雅的文字。才華橫溢的絕代才女用旗袍演繹了自己一生的傳奇。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63年前，一位17歲的教會中學的女學生寫下了這句話，沒有人意識到，這是一段傳奇的序幕。63年后的今天，無數的人甚至說不清是為她的文字所折服，還是為她的傳奇所吸引。 

　　她出身貴族、才華非凡、性情怪僻，兩次成功的出走、兩次無論如何都算不得成功的婚姻。一個“傳奇”女人。 

　　1921年9月，張愛玲出生在上海一個大家族里，盡管她的抽鴉片討小老婆早早成為生命空殼的父親和崇尚西方生活講自由獨立的難免缺了些溫情的母親的組和在那個年代里并不鮮見，但是她的那位叫李鴻章的外曾祖父和叫張佩綸的祖父卻成為日后“張迷”們認定她出生不平凡擁有貴族血統的明證。 

　　在那個封建士大夫家族沒落的時代，幼年的張愛玲印象最深的是繁華的無可挽回，睡覺誤了放鞭炮，“覺得一切的繁華都已經成了過去，我沒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來，最后被拉了，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時候還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趕不上了。” 

    由于父母間的爭吵和戰爭，張愛玲的童年并沒有獲得足夠的關愛。但文學給了她巨大的安慰，她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讀《紅樓夢》等文學名著以及父親隨手扔在公館里的大大小小的報紙和刊物。9歲的張愛玲就開始投稿，她的第一筆稿費是五塊錢，她用這筆錢買了一支口紅，試圖用來為自己的童年增加一點色彩，她成年后還念念不忘。事實上張愛玲的眼睛里從來就沒有缺過色彩，她對顏色的敏感幾乎是天生的，她的童年是在色彩中一點點攤開的：金色的小花瓷罐、黃紅的蟠桃式瓷缸。 

     張愛玲上了中學，父母離婚，起先她隨了父親，繼母的進門很快使她的小姐身份曖昧不明，盡管她十二三歲的涂鴉里就有盛大時裝表演，盡管她發誓“要穿最別致的衣服周游世界”，但她只能穿繼母舊棉袍，“穿不完得穿著，就像渾身都長了凍瘡，冬天都過去了，還留著凍瘡的疤”。繼母的折磨遠不止此一次，為了一點小事誣陷張愛玲，遭到父親的毒打，被囚禁在一間空房子里，她看到了“板樓上的藍色的月光，那靜靜的殺機。”于是有了第一次出走——對家的告別。從此，她自我封閉的內心更充滿了敏感和警惕。

    母親的接納并沒有帶給張愛玲渴望的溫暖，但至少使她學會了自立。中學畢業時母親讓她選擇：“嫁人”還是“讀書”？張愛玲選擇了后者，我們無法揣測母親的不幸婚姻究竟給了她多大的影響，但她明顯對婚姻心懷恐懼，在畢業調查表的“最恨”一欄，她赫然填著“一個天才的女子忽然出嫁了！”然而讀書卻并非一帆風順，張愛玲考上了倫敦大學，卻只能懊惱地去了香港，因為抗戰的爆發讓她不能遠行，當她已被殖民地的特異風情所吸引的時候，她的港大生活也在炮火中戛然而止了。

     1942年的下半年，張愛玲回到了上海，她和姑姑一起搬進了靜安寺附近的常德公寓。新的公寓好像風水很好，或許是她得到了她一生中少有的平靜時光，而且還有一點小小的卻很強烈的成名的渴望，“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么痛快。”年僅二十多歲的張愛玲文思如涌，寫下了許多著名的小說，一時名聲大噪。更奇的是她在盡情地享受成功的快樂的時候，她仍舊不忘說“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如果我最常用的字眼是蒼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里有這種惘惘的威脅。” 

    塵世有多么繁華熱鬧，張愛玲隨手輕輕一揭，卻讓我們看見繁華似錦的幕布后哀涼的人生荒漠。在一般的感覺里，蒼涼就應該是灰蒙蒙的那種，有些恍惚，有些迷離，而她的蒼涼偏不如此，五光十色的，溫暖的，舒適的，但后來總歸讓你沉下去，沉下去，成了朵云軒信箋上的一滴淚珠。成了朵云軒信箋上的一滴淚珠也不要緊，好歹仍是一個紅黃的濕暈。張愛玲筆下的蒼涼總是濕潤的，才分外的動人。于是，爛在紫色緞子屏風上的鳥至死也在織金的云朵里，一座黑漆漆突兀而孤單的半山中的園子也成了憑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盤。 

　　生活中張愛玲的夾生脾氣常常讓人受不了，很多人在她那兒吃閉門羹，她亦不輕易接受別人的邀請。 

　　胡蘭成第一次去拜訪張愛玲，也吃了閉門羹，只得了一個通報姓名的機會，從門洞里遞進了一小紙條，沒有人知道他在紙條上寫了什么內容，總之一向性情孤僻的張愛玲在第二天便回訪了他，此后屬于她的戀愛傳奇就開始了。胡蘭成向張愛玲要照片時，她在反面題了辭：“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但她心里是歡喜的，從塵埃里開出花來。”那時的張愛玲不足二十三歲，盡管她看透了世間癡男怨女，但與比她大十五歲的結過兩次婚的胡蘭成的偶然相遇仍然使她不能自己。

　　胡蘭成做過汪偽政府的宣傳部次長、《中華日報》的主筆，胡當時由于內部斗爭剛剛從監獄里出來，已經朝不保夕。張愛玲需要的一個知音，他恰恰是，熱戀中的張愛玲是歡悅的。1944年，張愛玲和剛與妻子離了婚的胡蘭成在上海結婚。沒有任何的儀式，只是一紙婚書：“胡蘭成與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愿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然而張愛玲幸福生活很快幻滅了。1946年，由于抗戰勝利更加落魄的胡蘭成卻又有了新好，張愛玲的千里尋夫的辛苦換來的卻是心灰意懶。“生命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愿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盡管張愛玲知道這個世界上，“沒有一件情感不是千瘡百孔的”，但她還是執著地追求著一份完整的感情，她知道“我將只是萎謝了！” 

　　抗戰的勝利也使張愛玲的處境尷尬起來，她曾在有日偽背景的雜志上發表過不少文章，她還是大漢奸胡蘭成的妻子，她本來是一個遠離政治的人，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張愛玲只有很識時務的保持沉默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張愛玲成為上海市的文藝代表，但她對自己能代表什么人感到茫然，《十八春》里光明的尾巴是在給蒼涼加一些保護色，但那骨子里的蒼涼是遮蔽不了的。 

　　面對越來越濃重的政治氣氛，她感到從未有過的陌生和恐懼，她決定逃離，這是她生命中的第二次逃離，她一生都渴望安穩，然而這對她來說太難太難了，她注定只能飄零。張愛玲申請出境的理由是到香港完成學業。 

　　以后她又輾轉到了美國結了婚，這回是和一個比她大30歲的美國過氣的劇作家，他還是一個共產主義的信奉者。在漢奸悖時的當口，張愛玲嫁給一個地地道道的漢奸；在資本主義的國度，她嫁給了一個共產信徒，面對命運的撥弄，她的傳奇背后滿眼凄涼。 

　　11年后，癱瘓的丈夫去世了，張愛玲過起了與世隔絕的生活，她拒絕給所有的熟人回信、拒絕電話、拒絕見客，沒有她所追求的愛，沒有她曾過眼的繁華，她只是靜靜地活著。1995年9月8日，張愛玲一個人在紐約的公寓孤獨地離去，恰逢中國的團圓節日中秋節，傳奇在寂寞中拉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