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據新華社“新國際微博”報道，習近平主席和夫人彭麗媛身著中式服裝出席荷蘭國王舉行的盛大國宴。按照西方傳統禮儀，出席這些正式禮儀活動，嘉賓應著晚禮服（如男士著燕尾服等），但習近平主席身著中式服裝，自然莊重，儀表堂堂。有人說這是一種對民族文化自信的表態，也有人說更是對劉長樂等委員多次“中國領導人著中式裝出席外國儀式”提案一個最好的回復。

　　漢服、中山裝、旗袍、唐裝……哪種衣服是可以代表中國的“國服”？關于“國服”的討論愈來愈熱，東華大學昨天組織過專家從歷史、設計、文化等多個角度解讀“國服”。

　　這些專家認為，中山裝和旗袍比較有代表性，但是“國服”需要經過調研，得到大多數人認可喜歡才有可能被接受，因此不妨先設計建立“國服元素庫”。

　　從事服裝史論研究的東華大學服裝學院教授包銘新認為，“國服”是一種制度化的服飾，從視覺上展示國家、民族、個人的特定身份。

　　他分析指出，與日本的和服、韓國的漢服相比，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兩次傳統服飾的斷層，一次是1644年清兵入關剃發易服；一次是1911年辛亥革命，在科學、進步思想指導下，推崇西方服裝。

　　包銘新說，中國自東漢始，各朝代史書上都有關于服飾制度的記載，如輿服志等。過去封建王朝用服裝來區分人的等級，辛亥革命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反對用制度性的服裝來區分貧富貴賤。因此，除了軍隊、郵政等有職業著裝要求的少數行業，國人的著裝基本趨向簡單、同一、西化。

　　近年來，隨著中國人參與重大國際交流活動、重大節事活動日漸頻繁，大眾的著裝要求、品位逐漸提高，希望通過服裝突出國家身份的人越來越多。“討論國服對提升國人文明素養具有正面意義。”

　　東華大學服裝學院副院長劉曉剛教授認為，“國服作為一種象征性服飾，必須最大程度地得到一個國家及其民眾的廣泛認同和接受。”

　　在包銘新看來，中國的“國服”用任何一種已有的形式都不能全權代表，“中國的國服既要用中國服飾元素標志中國人的國籍和身份，還要按照不同場合、時間、對象分類穿著”。

　　劉曉剛表示，設計“國服”，首先要讓設計元素經得起考證，從傳統服裝和民族文化中提煉元素，尊重多民族文化習俗。

　　“用一種服裝來代表難度很大，一定是一種系列。”劉曉剛還建議，為了使“國服”適應不同的禮儀場合和氣候變化的需要，可嘗試建立系統化“國服”款式庫，在廣泛征集民意的基礎上，吸納大家公認的元素。

　　“國服既要繼承，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意蘊，也要隨著時代的變化，符合當下人們的穿衣習慣。”

　　卞向陽指出，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服裝經歷了一個西式服裝再普及的過程，如今大家又在討論回歸于中式服裝的再創造和中國元素的再運用，更多表現在內在的精致、講究的穿衣風格和服飾禮儀觀。他認為，中山裝、旗袍，唐裝，甚至古代服裝都可以被吸納入“國服”的設計。

　　卞向陽還呼吁推進服飾制度建立，他認為，1912年和1929年，都曾頒布過服飾制度，服飾制度對服飾的款式、穿著的方法、穿著的場合等等，都作出書面的規定，比如，1912年的《民國服制條例》，對于西式禮服、長袍馬褂都作出規定。

　　“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可以講點服飾制度了，通過服裝，由內到外，把國人的修養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