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都市的歷史記憶之中，上海因其公共管理、社會秩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現代，而成為所謂典范性的“東方的巴黎”，北平在時人和后人的歷史論述中間，往往是跟一個傳統而鄉土的故都形象粘連在一起，也就是它不顯得那么現代和便利�？墒窃诤���·斯諾（美國著名左翼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夫人）的晚年回憶錄《我在中國的歲月》中呈現的卻是一種截然相反的印象：“北京以東方治安最好的城市而聞名。交通警察都是些彪形大漢、相貌英俊的山東人，顯出一副快活、友好的神態——至少對神圣不可侵犯的外國人是這樣。我極少看到在上海司空見慣的那種兇殘勁兒，上海那幫子印度巡捕，經常在大街上用警棍敲打黃包車夫和苦力們的腦殼。北京有上水道、下水道、電燈以及有軌電車設施，主要大街是碎石鋪的地面。”

　　這是新婚不久的斯諾對1933年的北平印象，她與斯諾用很少的費用就在煤渣胡同二十一號租了一個四合院，并安頓了下來，并且有余力經常舉辦各種上流社會的雞尾酒會和各種聚會。在寫給斯諾妹妹的信中，她顯然對在北平的奢華而廉價的生活津津樂道：“我們有三間傭人住的房子及浴室，有五間帶浴室的房子及灶房供我們自用。房子都蓋在庭院的四周，像西班牙別墅那樣，四周有高高的圍墻，庭院磚道之間有一個小花園。……我很喜歡這兒，氣候好極了（自3月份以后），我們的小花園欣欣向榮，樹木茂盛……橘子樹、檸檬樹、石榴樹、紫藤蘿、丁香、棕櫚、松樹、月季，應有盡有。有位花工帶著長成的花木，每周來這兒轉悠一次，他那些花木的售價，低廉得叫人難以置信，有時一美元（二十五分金幣）買一百株。假如我們心血來潮，就把葉凋花敗的拔掉，再換上一些含苞待放的新花……下一個周末，我們打算到西山遠足，我們要騎驢游山，沿途在幾座著名的佛教古剎歇夜。”

　　斯諾將美國的開放而包容的社交生活帶入了古老的北平，私人生活領域與公共空間形成了一種互動，極大地震動了習慣于周旋在熟人世界中的個人，大門口開始出現了陌生人，而迎接陌生人的不再是疑慮、驚懼與本能式的排斥，而是敞開胸懷的歡迎，這無疑是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碰撞與交匯。直到垂暮之年，斯諾仍舊不能忘懷她與先生籌辦的第一次雞尾酒會，他們賦予了日常生活以一種反叛的意涵：“北京的女老板們有一條嚴格規矩：決不許混進雜人。然而我想要一舉擺脫我們的一切社交義務。在沉靜嚴肅、老于世故的北京，從來沒舉行過這么一個無所不包的聚會。我不僅邀請了日本人，甚至還請了幾位中國人，這是極為少有的做法。”正是在這次聚會上，斯諾夫婦結識了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并成為終生至交。楊憲益對他們說：“這是我有生以來參加的最好的酒會，我在這里見到了我很久就想認識的人，而且我們還進行了真正的交談。”作為一種平等主義的社交聚會，讓來自不同文明世界的個人形成了心靈的溝通，而對于左翼的新聞記者斯諾夫婦來說，這種本來應該被輕蔑和拒絕的資產階級化的社交生活，卻因為撬動了古老文明的封閉內核，而具有一種開端啟新的革命意義。

　　當時的北京，享受上流生活在這些外籍人士看來太輕而易舉。時隔數十年，斯諾還記得當時的基本開銷：“布置整個住宅的全部費用約為一百美元，約合四百到五百大洋。我們在北京期間，每月生活費大約為五十美元——我們過得像王侯一般。每月八十塊大洋的伙食費，大約是二十美元，包括正式請客的費用在內。因為外匯率變了，我們的花費更少。房租十五美元，兩位仆人每月八美元，中文教員五美元。”而在當時北京的外籍人士的交往世界中，一種“地道的北京方式”的生活就是“租住一座清代的皇宮，擺上種種古玩，訓練一大幫仆役，款待訪問的貴人名流。周末，你還要在西山租賃一座古廟，在跑馬場養一群馬匹，供打馬球、乘騎、賽馬之用。你要去北京俱樂部打網球，去狗展把你的狗給人看”。

　　而在幾乎同時代曾經生活在北平的《紐約時報》記者阿班的記憶中，北平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簡直就是“黃金世界”，每當追憶似水年華的時候，回憶起這段甜蜜時光，他就有一種“懷舊的痛楚”：“那時的北平社交生活，大約從未有復制，也是萬難再復原的。除公使館衛隊外，偌大的北平，平均只有區區兩千六百名美歐人士居住。外幣在這里值大錢，因此娛樂活動都是極盡奢華的。北平俱樂部、法國俱樂部、德國俱樂部以及八寶山的高爾夫俱樂部，都是讓人流連忘返的所在。京城城墻外數英里處，便是賽馬會，更是個快樂無比的地方。西方人幾乎人人有能力在西山租個廢棄的小寺院，作為避暑的別墅。秋日來臨時，打野鴨、野鵝也是件樂事。野雞和鵪鶉都極盡肥美，往往損壞莊稼。冬天時，總有三個月可以滑冰。”

　　而維持這種美好生活的成本如此廉價，讓新聞記者阿班幾乎有了一種窮奢極欲而享盡浮華的放縱：“那些日子里，一個住在北京的外國人，如果掙的是美元或英鎊，即便入息微薄，照樣可過鐘鳴鼎食的生活，算下來居然還無甚開銷。我那手藝高超的廚子每月薪水不到五美元，頭號仆人比他少一美元，還要既當管家，又當貼身侍從。另一個仆人老王替我洗衣、熨衣、擦鞋，外加照料菜園子，每月才掙十四塊中國貨幣。而且，他還讓我簽了一紙合同，規定由他提供肥皂、漿水和上藍劑（防止白衣服變黃的藥水），我則負責提供鞋油，另外提供燒開水和熱熨斗的煤炭。我的人力包車，連同車夫一起，每月是十八塊三角中國貨幣，那多出的三毛錢，是為了加裝兩盞電石燈，招搖一下。”

　　正是中國極其廉價的人力和性價比超高的有閑階級消費方式，吸引了諸多來自西方的“北平玩家”，根據記者阿班的觀察，北平的外國人很少參與商業活動，因此，這里的外國人的生活，與天津、上海的同類相比，自有極大的不同。北平的外籍社區里，大部分是外交人員、軍人及家屬，亦有相當數量的傳教士（他們比較自我隔絕）。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北平還住著一大群退休的西方人，靠微薄的收入就能過活。他們選擇在古都居住，實在是因為愛上了這里的文化與生活。這里時不時還住有學習中國歷史和中國藝術的西方學生，或一些探險家，比如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和赫定（Sven Hedin）。

　　從斯諾和阿班的回憶中可見，1930年代的北平幾乎也成了西方人的極樂世界，相對于上海，北平的人力更低廉，文化更傳統，空間更廣闊，更可以滿足西方人生活在“鄉村里的都市”和“都市里的鄉村”的雙重欲望，而不管是批判資產階級的左翼，還是擁抱資產階級的右翼，在歷史記憶中都會對這種浮華而生動的上流社會彌漫著一種懷舊的情調，充分說明了人性之中有超越意識形態的共通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