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名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評。”戴笠死后，章士釗先生題挽聯(lián)。 　

　　以后世觀點來看，戴笠在情報界可說是少有的天才，他在無師自通下一手建立軍統(tǒng)局這以他為核心的龐大情治機關(guān)，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軍統(tǒng)局的敵后諜報偵搜以及中美情報合作對于戰(zhàn)爭的勝利有著無可抹滅的貢獻。但是因為他的立場忠于蔣中正，與上海杜月笙關(guān)系良好，因此蔣中正在抗戰(zhàn)結(jié)束前也將戴笠視為其最重要的親信之一，在臺面上無法解決的事情就必須借由軍統(tǒng)之手執(zhí)行，因此他的行動也就包含了以臺面下手段幫蔣中正鏟除敵人。
 
　　對于40年代在中國的大多數(shù)外國人來說，戴笠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認為“不是中國的卡那瑞斯上將，而是海因里希·希姆萊”。戴笠給人的印象是聰明而有想象力，殘酷而不擇手段。他是中國國民黨的希姆萊。他幾乎是所有美國民主理想的敵人。在蔣的統(tǒng)治下，他企圖通過鐵腕來統(tǒng)一中國。他冷酷、狡猾而殘忍。納粹沖鋒隊頭子的帽子不是輕易摘得掉的。那些將戴笠簡稱為T.L.的西方人經(jīng)常把戴笠稱做“中國的希姆萊”。那時在美國政府的情報圈子里，大多數(shù)官員都相信“戴笠將軍以劊子手聞名；以他為首的“藍衣社”，是個類似蓋世太保的組織，至少在上海是眾所周知；對政敵他有自己的集中營；他不喜歡外國人，而且外國人很少有人見過他”。

蔣介石與戴笠

　　戴笠作為一代暗殺王，曾受蔣介石指使暗殺孫中山的秘書宋慶齡的摯友楊銓楊杏佛。

　　戴笠自己知道這個綽號，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圖向他的美國朋友們證實“他支持民主”。1945年4月3日，蔣介石檢閱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銳部隊”，即坐落在重慶外的歌樂山的第九部。那天晚上戴笠舉行了一個奢華的宴會，耗盡了他從家鄉(xiāng)浙江帶來的200斤珍貴黃酒。歌樂山樂隊學(xué)會了演奏“揚基歌”和“迪克斯”，而且當人群里的美國人為這些歌曲拍手歡呼時，演員們還準備演中國戲。這時戴笠突然打斷了聚會，并堅持要說服美國朋友不要相信關(guān)于他的壞話。戴笠通過正式翻譯劉鎮(zhèn)芳說了半天，無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萊”，而只是“總司令的戴笠，僅此而已”。

　　1933年6月18日，一輛小轎車剛剛駛?cè)肷虾７ㄗ饨绲膩啝柋慌嗦方?jīng)陜西南路，突然從旁跳出了四名大漢，持槍急射，汽車司機中彈后奪門而逃，而車中乘客卻送院不治氣絕身亡，此人就是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的總干事、孫中山的秘書、宋慶齡的摯友楊銓楊杏佛。

　　如此身份特殊的大人物遇刺，一時間舉國嘩然，但是最終楊杏佛案無聲無息地被掩蓋了下去，甚至從未展開破案的調(diào)查。追究這一切背后的緣由，那就是因為楊杏佛開罪的是當時中華民國的最高領(lǐng)導(dǎo)人蔣介石。

　　說到楊杏佛就必須談到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慶齡有感于外籍人士牛蘭夫婦絕食抗議，陳獨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專門營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同盟成立伊始，楊杏佛就出任總干事一職。

　　其實在此之前，楊杏佛就因為不顧禁令，報道中共蘇區(qū)的情況，而招致了蔣介石的嫉恨，民權(quán)保障同盟成立后，楊更是不遺余力到處營救政治犯，做了許多共產(chǎn)黨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是蔣氏眼中的一大禍害。

　　1933年5月間，楊杏佛收到了一封裝有子彈的恐嚇信，要他立即退出同盟，否則將采取強硬手段，對于此事楊杏佛并未理睬。隨后，對于他的刺殺行動開始緊鑼密鼓的籌備起來了，執(zhí)行這項行動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秘密組織藍衣社，而負責人就是有“蔣介石佩劍”之稱的戴笠。

　　在戴笠的布置之下，特務(wù)們先是偵察楊杏佛每日的行蹤，了解到楊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的樓上，愛好騎馬，在大路西路養(yǎng)了兩匹駿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帶，騎馬馳騁近一兩個小時。特務(wù)們認為，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地段對楊刺殺機會最多也最有把握，不過最終實施地點還是選在了法租界，據(jù)說這是蔣介石的授意，因為宋慶齡住宅就在法租界，而“殺楊”的目的就是為了“敬宋”。

　　作為楊杏佛的朋友，魯迅就曾經(jīng)說過，打死楊杏佛，原是對孫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楊杏佛被刺之時，他的兒子楊小佛是隨車同行，槍響之時，楊杏佛隨即轉(zhuǎn)身撲到了兒子身上護衛(wèi)，他身被十余槍，而小佛只有腿部輕傷，對于楊杏佛臨難之時的這個行動，魯迅曾經(jīng)感慨道“有后代就是有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