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不是更高更快更強，不是體育競賽，而是每個人獨特的氣息的體現。”歌手李健這樣描述他的“藝術觀”。這句話完全可以用來反省我們此時此地的“生活”——像古龍所說“騎最烈的馬、喝最名貴的酒、交最難征服的女人”才是生活的意義嗎？答案似乎不該是這樣，但現代人卻演之愈烈。成功者的標準模板是：高收入、大房子、全私享。

　　這種“高大全”的盛景的確蔚為大觀，它堪稱是“智力競賽”（腦力勞動者和嘴力勞動者）、“財務競賽”（企業老板和高管）和“體能競賽”（熬夜、加班、應付人際關系，在40歲之后倒下的人，已屬幸運）。幸福需要謙卑態，生活需要低姿態。“低成本、中收入、高品質”是一種嶄新的生活價值觀，它不會讓你步入“上流社會”，但至少可以讓你不至于墜入“下流社會”。

　　當生活向著“更高更快更強”前進時，人生卻向著“更猥瑣更自私更有壓力”一路滑坡。有一個貌似占便宜的心算方法：現代人的生活密度和信息量很大，一年的經歷相當于古人的三年。這樣看來，人生不曾虛度，年過半百即已活得夠份。但是，這種生活密度不空閑卻浮華、不放松卻緊張、不舒心卻忙碌。

　　其實上，生活的感受決定了生活的品質而不是其他。如果連生活的“感受器”都發生了問題，人只是一具消費終端機。

　　高調生產是為了低調生活

　　生產與生活的關系很難一言蔽之。在革命年代，生活就是階級斗爭；在如今的經濟年代，生活同樣被“卷入”，在“生產-消費”模式的環境中，人被迫從生活中退場，生活被擠壓成簡單的二點一線（辦公室、臥室），或疊加成復雜的飛機旅行（每周日程填滿，城際商務）。

　　一位出版商訴苦說：“這個行業是只能進，不能退。”退出機制受很大約束，讓之前的投入都變成沉沒成本，另外，當你想退時，已身不由己，辛苦建立起來的品牌和團隊都需要維持運轉。除非去做個“個體人”或“自由職業者”，否則，幾乎所有的行業都面臨著這類問題——公司一旦做大，便有了自己的運行規律，這種規律是不以個人的自由意志為轉移的，換句話說，它傾向于無限擠壓個人生活空間，從而將生產空間擴大到整個社會層面。

　　若問問人們對生活的理想，不再是上世紀80年代的理想主義、精神愉悅，人們正在經歷著一個繁茂的“物欲時代”。物質使人們的心理期望值不再需要想象，而是有三六九等、明碼標價的現實填充物，等待你去領取。這就是消費社會的可怕之處，數量取代了質量，復制取代了手工，升級取代了停頓，極品取代了耐用品。

　　臺灣著名漫畫家朱德庸先生說：“這其實是一個巨大的商業陰謀，你不覺得現在的東西越來越不耐用了嗎？就是為了讓你不停地購買。”他的諾基亞手機使用7年了，還未換掉，磨損嚴重。十多年前的一個深夜，他在辦公樓里加班，忽然產生了想跳下去的念頭，那時是他的盛名時期，榮譽和事務一起撲面而來，辦公室的電話響個不停，他差點被壓力擊倒。“我果斷地終止了許多事務，按自己的節奏來生活和工作，盡量不受外界影響。”朱德庸說，實現財務自由就是為了讓自己能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這種生活就是擁有閑暇。

　　林語堂稱：“在所有的動物中，只有人類發明了工作。”動物只有在饑餓時才覓食，其他時間則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人類卻飽受欲望支配和折磨。電影導演大衛·林奇說：“只有擁有閑暇，才能讓好事自然地發生。”但大部分人已經享受不到閑暇的樂趣，且不具備讓好事自然發生的能力了。“策劃”、“統籌”、“執行”等硬性法則讓人工干預顛覆了天然樂趣。哲學家羅素講：“人類應用20%的時間工作，用80%的時間生活。”但現實恰恰相反，大多數人工作5天休息2天，也有工作狂全天候都在精神亢奮之中，美其名曰工作就是生活。而這，恰恰是舍本求末。

　　低成本生活的可能性

　　事實上，中國的中產階層已經感覺到“M型社會”的危機了。中產正在坍塌。經濟危機之后的通貨膨脹直接影響到每個人的收入。物價在上漲，CPI在上升，錢越來越多，而購買力越來越小。中產者的生活品質大受影響。以北京為例，許多上班族改坐出租車上下班了，因為停車費交不起，而且油價一直在漲。以前，人均一百元能吃到很好的大餐，而現在，人均兩百元還不含酒水，才是請客的預算。

　　至于生活品質的另外幾個因素，比如住，幾乎成了一代人的心病；比如時尚消費，則是永遠追趕不上的美學法則。而大城市的環境污染、惡劣交通、無良食品則令人擔擾。這一點，在熟人社會的二、三線城市，則要緩解許多，那里，人們的幸福指數顯然要高很多，而生活成本，則顯得不那么高企。

　　渡邊淳一在最新的著作《幸福達人》里說：“幸福與不幸福的判斷來自于和別人的比較。”要想幸福，“不和周圍的人比較就行了。”而這一點殊難做到，因為“我們總是在與他人的關聯中生活、行動的”。他引用一位日本女詩人的和歌：“昔有浪女遭割乳，吾亦喪乳同堪憐。俯身為君系鞋帶，幸福有此謙卑態。”這位因患乳腺癌而英年早逝的女詩人叫中城文子，她的生活觀影響了一代日本人，怎樣去追尋生活的本質。學者余世存說：“在全球化和消費主義的這趟欲望號特快列車上，你不上車，就會被時代拋棄，你上車了，又會迷失自我。”他的最新著作“非常道II”擬命名為《狂歡》，他編纂的這部世界各國經典名人語匯，則為當下的生活注入了思想話語清流。

　　既然高欲望釋放的是人性中的自私、貪婪，那么，有沒有一種方式能讓人既過上體面的生活，又不那么面臨高消費的壓力呢？

　　答案是肯定的，低成本生活就是一種選擇。有人將低成本生活歸結為四個字：宅、綠、閑、樂。

　　“宅”是指回歸家庭，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家庭生活上，從而享受家庭生活的樂趣。“綠”則是指綠色生活，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多運動和親近自然，不浪費少排碳節約能源。“閑”是指一定要擁有自我支配的閑暇時間，因為大部分人生的樂趣、業余愛好和成就其實是工作之外的“第二人生”產生出來的。“樂”是指樂活，一種有機的健康生活，這種生活并不需要花費太多錢，就可以享受到積極的、向上的生活樂趣，這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生活態度。

　　朱德庸說：“真正有品質的生活反而是不太花錢的，看你對品質如何定義。”高欲望與低成本難以協調，但高品質與低成本并不矛盾。他的高品質生活有三件事：散步、音樂、繪畫。而這，不僅不花錢，反而給他帶來價值，散步讓他享受閑暇，音樂讓他修復人性，繪畫讓他取得成功。

　　工作、消費與新窮人

　　幸福需要謙卑態，生活需要低姿態。一旦生活進入更低、更慢、更輕的狀態，便會有自由而輕盈的狀態，不再受到工作、社會的壓力和束縛。而這，正是由低成本生活的選擇所帶來的——面對生活，你應該孜孜不倦、斤斤計較。

　　而當下的難堪是，你努力工作，積極表現，發現收入并未增加，時間卻失去了。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警告說：“消費者的興起是公民的沒落，越是有技巧的消費者，越是愚蠢的公民。”在鮑曼看來，“消費自由”具有欺騙性，它表現在“消費欲望主導的自由、快樂和幸福都是虛假的，而且是永難滿足的”。

　　生活必需品與生活奢選品之間的界線被有意模糊，大量的時尚和廣告使人們時刻處于亢奮和永不滿足的狀態。而“傳統消費者”則是消費社會的“公敵”，因為他們只在必需品上作出選擇。而正是過度的“消費”奴役了人們，使之成為“新窮人”。月光族、卡奴、房奴，維持體面生活所必須付出的一切，使得“新窮人”必須努力投入工作才能獲得想象中的生活方式。而一旦他們支付不起這種生活時，便墮入日本學者三浦展所描述的“下流社會”：收入低，人際溝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熱情、學習意愿、消費欲望也都全盤降低，對于生活的熱情低下，收入難以提高，獨身比例則增高。顯然，低成本生活的生活觀和價值觀，則提出了一種自我救贖的道路：重振生活積極價值，樹立生活的信心，提高生活與工作的“性價比”。

　　鮑曼在其社會學新著《工作、消費與新窮人》中說：“現在是消費美學占據了過去由工作倫理曾經統轄的位置。對于經過消費者訓練而成功畢業的人來說，世界是一個由可能性構成的巨大母體……世界及其所有碎片都由它來評判——誘發欲望的能力。”正如一位英國學者所說：“欲望并不渴望滿足。相反的，欲望渴望的依然是欲望。”深刻的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在《論革命》一書中，尖銳地刻劃出“窮人”的嘴臉，她說：“追求一夜暴富的知名激情絕不是感官邪惡，而是窮人的夢想；窮人秘而不宣的愿望不是‘各取所需’，而是‘各取所欲’。”她嘲弄說：“富足與無休無止的消費乃是窮人的理想：它們是苦難荒漠中的海市蜃樓。”

　　現在，你明白了低成本生活的可貴與意義了吧：只有生活在低處，自由才能在高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