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法文化的背景下，中國古代的服飾有著超越感性需要的倫理追求。在理性精神的支配下，中國的現代服飾漸漸拋棄了這種形而上的負累，轉向了科學主義、功能主義的探索。而在多元文化的影響下，中國的后現代服飾又開始了新的反叛，即擺脫了科學主義和功能主義所造成的規范和模式，而有了個性化的、全方位的審美嘗試。

　　服飾大致應滿足人類三個方面的需要，即調節體溫、保護身體的生理需要，區別身份、表達信仰的社會需要，遮蔽弱點、突出個性的審美需要。中國的服飾，都在滿足這三方面需求的過程中，獲得了各自內在的文明價值。

中國古代女性服飾的美

　　在古代文明尚未建立起來的蒙昧時代，中國的服飾是以滿足人的生理需要為目的的。在進入文明時代以后，服飾的社會需要開始膨脹，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高出了生理的需要，出現了超出使用功能之外的形而上指向。在中國古代的宗法文化背景下，這一指向主要是世俗的倫理綱常。進入現代社會以后，科學精神取代了宗教和倫理的統治地位。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中國的服飾不約而同地拋棄了形而上的文化訴求，都在自覺地向著人體生理需求回歸。但是，這種功能主義的追求又必然地導致了服飾的科學化、模式化、單一化。作為這種現象的反動，中國的后現代服飾在進行著全新的探索。在材料和技法上，中國的后現代服飾在跨越國界、跨越時間的范圍內進行著大量的文化吸收，即將古今中西的服飾經驗作為自己文化創造的符碼和工具，以博采眾長的方式加以利用。在價值和內涵上，中國的后現代服飾在進行著沒有深度的平面嘗試，即不再尋求服飾背后的形而上意蘊，從而將倫理驅除出服飾文化的領地，或采取戲謔和反叛的方式加以消解。在功能和意義上，中國的后現代服飾在進行推陳出新的探尋，它們所要滿足的，已不再是單純的生理需要，也不再是倫理需求，而是個性的張揚和審美的嘗試。

　　所謂文明，始于一種深度模式的建造。也就是說，人們不僅要通過“對象化”的行為改造這個世界，而且要賦予物質世界以“人化”的意義。從這意義上講，服飾是一種符號，它有著“能指”和“所指”的雙重意蘊。總的來說，古代的中國人有神秘的宗教追求，也都有世俗的倫理指向。從這意義上講，他們在服飾背后所賦予的價值常常是交叉的：既有宗教的內涵，又有倫理的意義。中國古代的文化可稱之為宗法文化，因而其服飾背后的所指意蘊以倫理為主。

　　在宗法文化的背景下，中國古代則是通過對不同服飾的等級區分，來調節人和人的關系。

　　《周易•系辭下》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周易集解》引《九家易》解釋說：“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

　　那么，上衣下裳取象于天地又有什么意義呢？《禮記•樂記》說：“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天尊地卑，決定了君臣之間君尊臣卑的等級關系。這樣，從對自然界天在上、地在下的感性認識出發，中國古代賦予天地以尊卑的等級結構，進而又把這一等級結構作為社會等級制度的依據。而上衣下裳的冠服制度，則成了標志和維護這一等級制度的重要手段。所以《周易正義》卷八中王弼注說：“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尊坤卑之義也。”孔穎達疏說：“取諸乾坤者，衣裳辨貴賤，乾坤則上下殊體，故云取諸乾坤也。”按照儒家的理想，只要衣冠服飾各有等級，尊卑貴賤判然有別，帝王只需拱手而立，社會便能秩序井然。在這種宗法文化的背景下，中國古代服飾沒有在肯定肉體還是否定肉體間掙扎，而是忽略了人的肉體，遮蔽人的個性，以凸現其昭名分、辨等威、分貴賤，別親疏的社會特征，致力于把個體編入一個尊卑有序、秩序井然的社會整體之中，從而被納入“禮治”的范疇，形成了一套全面、系統、細致、繁瑣的冠服制度。

    作為禮儀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代的冠服制度在夏、商兩代初見端倪，至周代已經較為成熟。這其中最為人們所重視的服飾形制，是吉服和兇服。吉服和兇服，都被分為五個等級，又稱作“五服”。《周禮•春官》載：“小宗伯之職……辨吉兇之五服”。

　　吉服的五服，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在隆重的祭祀場合，為區別等級尊卑所穿用的五種服飾。這些服飾的差別，主要在于衣裳上紋樣的不同。《尚書•益稷》記載舜對禹說：“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這段話里提到古帝王上衣所繪的六種圖案，即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和下裳上所繡的六種圖案，即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合起來是十二種，這十二種紋樣就是后來所謂的“十二章”。東漢鄭玄注說：“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 就是說，只有天子的衣裳上，才可以有十二章紋，公的衣裳上只能用從山、龍以下的章紋，也就是九章，侯伯只能用華蟲以下的章紋，也就是七章，子男、卿大夫的章紋依次遞減。十二章紋并非單純審美的裝飾圖案，而是各有取義，分別代表不同的品格。對此，宋代蔡沈《書經集傳》卷一解釋說：“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辯也。”十二章紋既各有其象征意義，其數量依次減少，自然其象征的意義也隨之減少，而不同等級的差異，也就由此而生。比如，皇帝穿十二章紋的吉服，公爵只能是九章紋，因為前三章紋，也就是日、月、星辰照臨下土的品格，只有天子才能與之相配。由此可見，不同形制的冠服，其差異不僅僅在于圖案多少，更在于其背后象征意義的差異及這種差異所昭示的等級秩序，如果違背服制，就是僭越，不僅是對禮儀制度的破壞，更重要的是對社會等級秩序的破壞。

　　兇服，又稱喪服，是人們在吊唁、守孝活動中根據自己與死者親疏關系的不同而分別穿用的五種服飾。即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種服制。根據《儀禮•喪服》，其形制主要為：（一）“斬衰”，用最粗的麻布制成，所謂斬，是指露著衣服邊側的斷口，以表示內心悲痛，無心修飾邊幅。兒子、未嫁女為父母，諸侯為天子，父為嫡長子，妻為夫，妾為君（家長），公卿、大夫的眾臣為其主人等都要服斬衰。斬衰為禮最重，需要服喪三年。（二）“齊衰”，用粗麻布制成，所謂齊，指縫齊衣服邊側。子為母、繼母、庶母服齊衰三年。眾孫為祖父母，大夫的庶子為其嫡兄弟，已嫁女為其父母，妻子為丈夫的國君，媳婦為公公、婆婆等服齊衰一年。一族中的男女為宗子及宗子的母親和妻子，為有過厚恩的上司及上司的母親和妻子，女子為曾祖父母等服齊衰三個月。齊衰為禮，僅次于斬衰。（三）“大功”，用熟麻布制成。父母為夭亡的子女，過繼作為他人后嗣者為自己的兄弟，妻子為丈夫的祖父母、伯父母、叔父母等服大功。大功為禮，次于齊衰，服期一般共為九個月。（四）“小功”，用比大功細的熟麻布制成。小功是為外祖父母、子侄及未婚嫁子女為姨母等所服，服期一般五個月、（五）“緦麻”，用緦布制成，可以洗濯使其潔白，但不能加石灰使之爽滑。緦麻是為曾祖父的親兄弟及其配偶、祖父的堂兄弟及其配偶、父親的從祖兄弟、外甥、舅舅、妻子的父母等所服。緦麻是為禮最輕的一種喪服，服期一般為三個月。由于喪葬活動是古代最為重要的族群活動，每個人在宗族內的身份和地位，也就在喪服的形制和穿著中彰顯出來。從而將每個個體固定到了一個尊卑有序、秩序井然的宗族體系中去。

　　不難看出，吉服的五服，主要體現的是中國古代人與人之間尊卑等級的社會差異；而喪服的五服，主要處理的則是中國古代人與人之間親疏遠近的血緣關系。這兩種服制，構成了中國古代“禮治”的重要內容之一，從而將每一個穿著服裝的文明人編織到縱橫交錯的社會——人際網絡之中。
   
　　從這一意義上講，中國真可謂是“衣冠王國”了。由周朝建立的這套以吉服和兇服為核心的服飾制度已經相當完備，以后各代更是踵事增華，日益繁瑣。除了依靠章紋數量來區別等級高低、依靠材料的粗細來區別親疏遠近之外，后來的冠服等級還靠衣裳、冠冕的顏色及形制，佩飾的有無、數量、顏色及形制等來加以規定。如據《舊唐書•輿服志》記載，隋大業六年（公元610年）曾詔令規定了不同等級的服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到了唐高宗總章元年（公元668年），又規定“始一切不許著黃”，從此黃色成為唯帝王專用的顏色，直到清朝滅亡。除了顏色的規定之外，唐代還增加了佩掛魚袋的制度，三品以上官員佩金魚袋，四品、五品官員，則佩帶銀魚袋。明代為區別官員等級，又增加了一項新的標志，即補子。補子又稱補褂，是綴在官服的前胸和后背上用金線彩絲繡成的圖象徽識。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以后，“定職官常服用補子：公、侯、駙馬、伯，用麒麟、白澤。文官一品用仙鶴，二品用錦雞，三品用孔雀，四品用云雁，五品用白鷴，六品用鷺鷥……武官一品二品用獅子，三品四品用虎豹，五品用熊羆，六品七品用彪……”總之，冠服制度隨著封建制度的逐漸完備日益走向繁雜，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辛亥革命清王朝的滅亡。

　　《大戴禮記•勸學》說：“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明確地將“飾”與“禮”聯系起來。這樣一來，穿衣戴帽也就成為中國古代“禮樂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禮記•喪服四制》說：“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4具體到服飾上，“體天地”，就是要使服飾衣、裳分開，以體現天尊地卑的關系。據說萌生于周代、成熟于戰國的深衣，乃是一件披在身上的長衣，但為了不違背“上衣下裳”的古制，在剪裁時要將上衣和下裳分開來裁，然后再縫成長衣。“法四時”，就是要根據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改變服裝的款式與顏色，像《禮記•月令》中所記載的帝王服色那樣，春“衣青衣，服倉玉”；夏“衣朱衣，服赤玉”；夏秋之間“衣黃衣，服黃玉”；秋“衣白衣，服白玉”；冬則“衣黑衣，服玄玉”。“則陰陽”，就是要根據婚喪嫁娶等不同場合穿著“吉服”與“兇服”等不同裝束。“順人情”，則是要根據喜怒哀樂等不同情緒穿著不同色彩、不同款式的服裝……。凡此種種，就使得中國古代的冠服制度，在儒家思想結合陰陽五行學說的基礎上，獲得了一個天人感應的宇宙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