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臺的女演員中，張曼玉最適宜穿旗袍的。風行一時的電影《花樣年華》，實現了女人與旗袍最經典最完美的結合：張曼玉穿一襲鑲金絲的大紅旗袍，把一位舊上海的幽怨少婦給演活了。旗袍套在張曼玉這樣的女人身上，頓時顯得有生命有靈魂了。這部彌漫著懷舊情緒的電影，無形中在為旗袍做廣告。以至許多女觀眾產生了旗袍情結，恨不得趕緊找上了年歲的裁縫替自己做一套。還有什么服裝款式，能比旗袍更恰切地裝綴中國女性的花樣年華？　

　　后來，張曼玉又穿著這件旗袍去法國參加電影節，使洋佬們大為驚艷。巴黎雖然是世界時裝之都，在來自東方的旗袍面前也不敢表現絲毫的傲慢。張曼玉穿上旗袍，如魚得水，既端莊典雅，又風情萬端。仿佛一下子就回到海上繁華夢之中，回到一個風花雪月的時代。

　　估計在西方人眼中，旗袍是最能烘托女性曲線美的服飾。張曼玉穿著長及足踝的旗袍(玉腿卻又在兩側的開叉處若隱若現)，雖然猶抱琵琶半遮面，似乎比紐約地鐵站口被風掀起超短裙的夢露還要性感。　

　　然而，旗袍的源頭并不在香港，也不在上海，而是在北京。　

　　清兵入關之后，駐防北京地區的八旗軍就占其總兵力的一半，況且將士們都是帶家屬的，因而形成龐大“京旗”集團。他們的后代被稱為旗人(或八旗子弟)。旗下婦女所穿的民族服裝，也就被叫作旗袍。　

　　旗袍最初是一種很寬松的長袍(沒有后來那么緊的腰身)，既防寒保暖，又便于騎馬或勞動。

　　當時滿州婦女與漢族婦女最大的區別，一是不纏足，二是不穿裙子穿旗袍。她們一直保持著自己的傳統。  

　　說起與北京有關的女人，人們首先會想到慈禧太后，她是北京歷史上的名女人。寓居北京的當代影星劉曉慶曾顧影自憐：“做女人難，做獨身女人更難，做出了名的獨身女人，難上加難！”其實這三項條件，也被一百多年前的慈禧太后集于一身，1861年咸豐皇帝駕崩以后，作為其遺孀的慈禧也基本上算獨身女人了，垂簾聽政，大權獨攬，實際上相當于大清帝國的女皇。跟這位統治朝政達數十年之久的女強人相比，劉曉慶只能算小巫見大巫，不過巧合的是，她恰恰因《火燒圓明園》等清戲中飾演慈禧而發家的。她是否真正體會到慈禧作為女人的難處？ 

　　看慈禧太后的老照片，可以對清代的旗袍有較直觀的印象。我手邊就有一幅，估計是她六十大壽時在頤和園拍攝的。穿旗袍的葉赫那拉氏，花樣年華時迷倒過一國之君咸豐，電影《火燒圓明園》演繹過這一段艷史，劉曉慶扮演的慈禧，在亭臺樓閣間暗送秋波。

　　再美的人也會老的，慈禧晚年的形象，卻依然雍容華貴。她的旗袍不同凡響，刺繡著繁復的花鳥圖案，而且鑲嵌金邊。袖口和下擺都呈喇叭狀。慈禧雖未像武則天那樣正式稱帝，但掌握政權達四十八年，實際上已相當于女皇(或女太上皇)。

　　她垂簾聽政時所穿的這一身禮服，恐怕算所有旗袍中最尊貴的一件，多多少少帶有“龍袍”的性質。在那風云變幻的半個世紀里，大清的江山是由一襲旗袍所控制的。旗袍啊旗袍，曾經翻手為云，覆手為雨。

　　外國人布蘭德和柏克豪斯，寫過一部《女皇治下的中國人》，慈禧太后在西方也出名了。若論名氣與地位，她在古今中國女人中算一流的，恐怕只有武則天跟她旗鼓相當。只不過她的名聲不太好，遭后人唾罵。

　　林語堂評價她時還留了點清面：“當代的維多利亞女皇，曾控制政治舞臺達半個世紀之久。想比之下，慈禧具有政治的睿智，剛毅的性格，果斷的決策天賦和牢固控制政權的能力。她具有能影響人際關系的典型女性魅力……但不管怎么說，她畢竟是個愚昧、頑固的女人。在中國那個存亡悠關、面臨西方挑戰的半個世紀內，她阻礙了國家的發展。”

　　慈禧之所以能牢牢抓住咸豐的心(一如楊貴妃之于唐明皇)，一方面因為她非花瓶式的女人，頗具心計，另一方面，還在于她很會打扮，常有新意，是宮中難得的一大“摩登女郎”，使三千粉黛無顏色。

　　她甚至對發型與頭飾加以變革，從而領導時尚新潮流：“孝欽皇后時制成新式，較往時之髻尤高；滿州婦女咸效之。”榮登皇太后之寶座后，對服飾的要求更加苛刻：“常御之服為黃緞袍，上繡粉紅色大牡丹花”，而且“外邊罩著用三千五百顆珍珠串成網狀的大披肩，頭上常是并排幾朵大花，再加各種珠寶流蘇，風流之極，為宮中一大奇談。”(苑洪琪語)

　　估計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以及俄國的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日常也不敢如此鋪張浪費。據清內務府檔案記載：光緒十年十月初十日，“皇太后五旬萬壽，臣等照常恭進壽意：紅綢九九件、吃食九九盒……”這還算是額外的。慈禧每年享有綢緞布匹一百六十匹的份額，但幾乎總要“超標”。要這么多的綾羅綢緞做什么？做旗袍唄！慈禧擁有帝國最好的時裝設計師與縫紉師。

　　作為中國最有權勢的女人，慈禧太后在北京城里作威作福。頤和園就是她下令修建的，也一度成為其私家花園。僅此一舉，就挪用了二千四百萬兩白銀的海軍軍費。也許是作為回報吧，昆明湖畔還停泊了一條兩屋樓高的石舫，供太后游園賞景時登臨，仿佛視察了大清帝國的海軍。這本身就是個絕妙的諷刺。因為這艘編制之外的仿真巨船，永遠在原地待命，不可能駛向外海，跟列強的堅船利炮對壘的。頤和園那浮華的石舫，在我眼中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泰坦尼克號。慈禧太后，一位失職(或者叫瀆職)的女船長。　

　　慈禧終生都穿旗袍。惟一一次改穿平民化的漢族服裝，是一九00年，八國聯軍兵臨城下，十萬火急，慈禧只好化裝成農婦(怕被追兵發現)，去西安逃荒要飯去了。那一路上凄風苦雨，慈禧不僅披著老棉襖，而且吃了窩窩頭。吃膩了山珍海味的“老佛爺”，居然還覺得窩窩頭是天下頂好吃的東西；事后還宮時曾令御膳房仿制。她是否還覺得旅途上的老棉襖，要比宮廷的黃緞袍更實用更溫暖呢？　

　　而旗袍本身的價值并未因之貶低。恐怕因為慈禧太后穿過，它所隱藏的皇家之風、王者之氣，或者說貴族格調，似乎至今尚未完全湮滅。畢竟，它曾經傾國傾城，裝扮過整整一個王朝的婦女，除了慈禧之外，還有珍妃，還有紫禁城內寂寞無名的三千宮女，還有大大小小的福晉(王爺的妻子)、命婦(有封號的官員的妻子)、格格(皇族女兒的稱號)……

　　估計連賽金花之流的娼妓，也靠穿旗袍附庸風雅？　

　　最早出自詩人劉半農之口：“中國有兩個‘寶貝’，慈禧與賽金花。一個在朝，一個在野；一個賣國，一個丟臉。”(轉引自葉祖孚著《燕都舊事》)當然，我們必須注意，他所說的“寶貝”，是帶引號的。有“亂世活寶”的意思。與慈禧相比，賽金花的經歷更充滿了亂世佳人的韻味。至少，尚有可同情之處。慈禧畏洋人之鋒芒，逃往西安避難去了；作為一個煙花女子，賽金花自然只能繼續留在紅塵里苦苦掙扎。她和所有的北京市民一起，被惜命的太后拋棄了。

　　咸豐有個失誤：娶錯了老婆。他不該納慈禧為妃的。慈禧把老公的棺材從承德抬回北京后，就發生政變，由此垂簾聽政達四十八年。大清王朝真正滑入陰盛陽衰的境地，遭遇了史無前例的尷尬：不斷地賠款，不斷地割地，不斷地簽署賣身契(不平等條約)。慈禧不思振作國防，反而把本購置堅船利炮的海軍軍費挪用來蓋別墅(頤和園)了。這個女人瞎攙和的結果，是使首都再度失守：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在中南海飲馬，在太和殿里跳華爾茲……

　　我偶爾會作無用的假設：繼承道光衣缽的若非咸豐，而是身手不凡的恭親王奕忻，那么歷史是否要改寫了？即使不能說國家的命運完全是皇帝本人的性格的投影，至少，葉赫那拉氏恐怕就沒有機會在舞臺上亮相了，更難以成為一個動亂時代的臭名昭著的女主角。慈禧太后的晚清，至今仍是國人痛定思痛的反面教材。想忘是忘不掉的。想更改也是更改不了的。

　　清亡以后，旗袍并未立即煙消云散。肖伯青回憶一九二四年元宵節去鼓樓前大街看花燈，看見不少的旗人婦女：“穿長旗袍，梳大板頭，面部擦了胭脂粉，長身玉立，端莊大方，雜在人群中看燈看花。這時辛亥革命雖已十余年，但旗人婦女著旗袍的風氣，仍存在于民間。”

　　而旗人婦女很容易分辨，“她們穿著旗袍，下邊是天足，上邊是常梳著大板頭，就像《四郎探母》中鐵鏡公主梳的那種發式。或只腦后梳上兩塊黑緞子糊的板，好像蟬翼似的……尤其是王公命婦家的婦女外出，總是涂脂抹粉，穿上盛裝的。”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馮玉祥將軍將退位的溥儀驅逐出紫禁城。“從這一天起，在全北京的大街上再也看不到梳大板頭的婦女了……到北京幾百年來旗人婦女梳大板頭的風氣，到這時根本絕跡了。說來也奇怪，北京街頭梳大板頭的不見了，穿木頭底鞋的沒有了，而旗人婦女穿的旗袍卻悄悄地在北京市民中流行起來了。很快地從北京流傳出去。二十年代中葉起，婦女穿旗袍已風靡全國，不僅各大城市婦女穿裙子的少了，都穿上了旗袍，連鄉村婦女也穿上旗袍了。”

　　看來旗袍的生命力真夠強的。恰如白居易筆下的離離原上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而且趨演趨烈。　

　　在我想象中，“五四”前后北平的女大學生，通常穿著丹士林布料的單色旗袍，再加上雪白的毛線圍布、輕便的黑布鞋。譬如魯迅所悼念的劉和珍君以及他的學生許廣平，譬如死后葬于陶然亭的才女石評梅，譬如楊沫小說《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靜，都是如此打扮。她們有時在長安街上撒傳單，有時又夾著書本坐在人力車上，去上課或去自由戀愛。那是早春二月啊。我在歲末的梆聲中幻覺著這一系列新女性清純的背影。她們使旗袍變得樸素了，也變得更有思想了。　

　　后來，新月派女詩人林徽因，以及會演話的貴婦人陸小曼，都穿過這種經過“改良”的旗袍，使風流才子徐志摩(當代的唐伯虎)大為傾倒。穿旗袍系圍巾的“林妹妹”(徽因)，曾陪伴志摩與前來北京訪問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合影。林徽因的旗袍，已進入中國的新詩史了。　

　　旗袍曾是老北京的特色。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它卻大出風頭。上海的時髦女郎，極具匠心地修改旗袍的風格，既保留了國粹，又顯得洋味十足。

　　旗袍，似乎迎來了真正屬于自己的“花樣年華”。在征服了紫禁城之后，又風靡了十里洋場。　

　　讀張愛玲的小說，即使涂去作者的署名，你也能判斷出：那絕對是穿新式旗袍的上海小女人寫下的。意境的華麗自不用說了，甚至連文字，都像旗袍上的針腳一樣縝密而又周詳。

　　我沒找到張愛玲穿旗袍的照片。但我想，這滬上的一代名媛穿旗袍的造型，應該不比張曼玉遜色。至少，她會使旗袍顯得更有文化了。　

　　京派的旗袍，與海派的旗袍，還是有區別的。傳統的旗袍，和改良主義的旗袍，還是有區別的。　

　　肖伯青描述旗袍的潮漲潮落：“從二十年代中葉，直到一九四九年，近三十年中，服裝設計家，要使時裝常變花樣，去追求新式樣，萬變不離其宗也無非把旗袍的領子做高做低(高時硬領箍脖，高可頂住下顎骨，還釘上三個紐袢，頭部轉動都受限制。低時領子只有一扁指高，總算有個領子罷了。)把袖子截長截短(袖口長時蓋住手背，短時袖口僅及肘部，再短時只遮兩腋，乍一看像穿著個大坎肩兒。)把身長裁長裁短(袍身長時下擺掃著腳面，短時下擺僅至膝部。)把下裉開高開低(下裉開高時高到胯骨，使旗袍的前后襟很像舞臺上大將軍的甲片飄在下身前后。低時低到膝部以下，走路時邁不開步。)他們的新裝設計只是在旗袍的領、裉高低，袖、身長短，變換花樣，爭奇斗勝，反正就是離不開旗袍。這個風氣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國成立，始漸衰歇。”

　　他尤其提及十年動亂期間，旗袍與裙子都被視為四舊，列入要打倒的事物之中，“街頭行人中一個穿旗袍的也不見了。”

　　然而，旗袍最終還是像鳳凰一樣復活了。旗袍回光返照，獵獵飄揚于我們的生活中。它代表著一種美，一種典雅莊重的傳統女性美。穿上旗袍獨步花叢，就會有種畫中人的味道，回眸一笑百媚生，仿佛歷史的煙云都鑲嵌在錦繡的花邊里，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旗袍搖曳生姿，令人重溫那逝去的朝代，“當窗理云鬢，對鏡貼黃”，蒹葭蒼蒼中依舊是秋水伊人。

　　近年來時裝表演、選美競賽風起云涌，旗袍作為國粹，不容忽視其溫故其新的審美作用；因而在花團錦簇的服裝款式中，旗幟鮮明，獨尊一席之地。況且在烘托女性體形方面，旗袍較泳裝(哪怕是比基尼)有出神入化之處，半遮半掩，影影綽綽，反倒增添幾分朦朧的詩意、含蓄的美感。旗袍是高貴的，超凡脫俗。

　　我在天壇附近觀摹過一場旗袍的專題匯演，具體展示了這種服裝的誕生、發展和變革，可當作一首古色古香的故事詩來閱讀。當一位京城名模高挽云髻、輕搖團扇，穿一件刺繡牡丹圖案的大紅旗袍徐徐登臺，笙歌四起，曹植筆下“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的洛神頓時在我腦海中橫空出世了。畫山繡水之間，韻味悠遠。　旗袍風韻猶存，稱得上是一種文化，而且是一種古典的文化。時代不同了。然而在我的想象與祝福中，大風不止，旗袍飄揚……　

　　我有個朋友，叫姜豐，原是電視臺主持人。她去日本拍攝節目，對和服發過一番議論：“和服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極素雅極清淡的，和極明艷極濃郁的，但是穿起來卻是一樣的溫良、一樣的嫵媚。和服就是有這等魅力，任憑什么性格的女子，穿上它會不由自主地溫柔賢惠起來，不用等誰來教，自然而然就雙腳并攏，雙手合握，目光謙恭，笑容含蓄。總之，溫良恭儉讓全想起來了。”

　　其實，旗袍不也是如此嗎？旗袍不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卻能起到同樣的效果。

　　日本有和服，而中國，有旗袍，作為女人的傳統。　

　　中國女人的內心深處，恐怕都陳列著一襲影子般的旗袍。哪怕壓在箱底幾乎找不到的位置，可畢竟，它還是若隱若現地存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