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中國逐漸成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大國，西方天橋頻頻獻出以東方為靈感的華麗時裝作品，向天朝示好的年代，我們依然不得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很大程度上，西方在文化與藝術(shù)領(lǐng)域?qū)χ袊�的認識，依舊停留在清代，尤其是晚清時代。

　　眾所周知，旗袍由清代滿洲女性的旗裝演變而來。在當代，女性身穿旗袍只可算是日常生活中的調(diào)劑型穿戴方式，而不是習慣型的。首先，旗袍，對于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來說更多是上世紀50年代以前的一種時裝記憶，是現(xiàn)在所人們所說的“民國范兒”的女性演繹。其次，旗袍往往被包裝成為“中國傳統(tǒng)服飾”，“中國傳統(tǒng)文化符號”向洋人兜售。

　　Sozzani在訪問上海后不無失望的說道：“如今我漫步上海街頭卻沒看到有人在穿它們，它們只出現(xiàn)在定制正裝和晚裝的商店櫥窗里，或者紀念品商店里。”

　　對第二點，不少人頗有微詞，很顯然，出現(xiàn)于晚近時期，且具有少數(shù)民族血統(tǒng)的旗袍，不能成為中國漫長的五千年歷史文化在服飾領(lǐng)域中的唯一代表。事實上，在 18世紀以前，絕大多數(shù)時代處于漢族王朝統(tǒng)治下中國人，雖然在服飾文化上難免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影響，然而華美飄逸的寬袍大袖卻始終是主流。

　　而旗袍在二十世紀流行，直到今天依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統(tǒng)治的影響，還因為其修身、塑型的特質(zhì)，更接近現(xiàn)代時裝。在時裝迷必看的電影《花樣年華》中，張曼玉前后更換了二十四套款式多變，風格各異的旗袍，而這部電影的時代與地域背景，不是民國時期的上海，而是六十年代的香港。在這部色調(diào)陰郁，風格做舊的電影里，張曼玉身著旗袍，一顰一笑，仿佛在重現(xiàn)張愛玲筆下的一幕幕舊上海往事。時裝迷為之傾倒的，也許是旗袍那種將過去與現(xiàn)在連接起來的魅力。

　　近年來備受中國時裝迷關(guān)注的一個時裝趨勢就是：繼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包括中國風情在內(nèi)的異域民族風情再一次席卷西方時裝界。近年來，無論是紐約倫敦的設(shè)計新銳，還是米蘭巴黎的老牌時裝巨頭，無不要么在時裝系列中注入中國服飾元素，要么獻出整整一季的中國夢。這其中，旗袍，或者帶有旗袍韻味的裙子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西方時裝界的中國熱，終于在2011年春夏時裝季達到了近年來最大的一個高潮，并在2011秋冬繼續(xù)升溫。從紐約到巴黎，無論是名氣欠奉的設(shè)計師品牌Alberta Ferretti的副線Philosophy，還是紐約中產(chǎn)階級時尚的代言人Ralph Lauren，到中國人最熟悉的奢侈品帝國Louis Vuitton，都全面展示了它們對于古老的中國的思考。然而遺憾的是，它們對于中國服飾元素的理解，停留在生搬硬套的基礎(chǔ)上——依舊是描龍繡鳳，依舊是圓錐斗笠和折扇。除此之外，中國，尤其是中國的女性，對于西方的時裝界來說，依舊是一個充滿異域風情的情欲幻想對象。而旗袍，正好是這種幻想的在服飾上的體現(xiàn)。也許，西方人臆想中的中國女性之所以會穿著旗袍，不僅僅是因為在他們看來，18世紀之后才是中國服飾文化的集大成時代，同樣也因為旗袍包裹頸項，側(cè)露大腿的樣式，看上去既含蓄，又充滿了情色的意味。但無論是Philosophy的那些長度只比T恤多一點點的緊身旗袍，還是Louis Vuitton的高開叉絲綢旗袍式禮服，看上去都不那么符合今日中國女性普遍的審美口味。

　　雖然洋人對于中國文化的認識可能并未有實質(zhì)性的突破，然而回溯曾經(jīng)，西方時裝界對于旗袍的借鑒與應(yīng)用，依舊不乏成功的范例。

　　Tom Ford一方面是一個不情色，毋寧死的時尚浪子，另一方面卻也是一個中國道家信徒，《道德經(jīng)》的忠實讀者。在Yves Saint Laurent2004年秋冬系列中，他對西方對中國的情色想象與中國文化本身的含蓄雅致特點的結(jié)合，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整個系列中由Gemma Ward演繹的那一身雪青色龍紋旗袍禮服，胸口鏤空的設(shè)計把旗袍的性感特質(zhì)發(fā)揮到了極致，而淡雅的色彩又保留了中國文化行云流水的韻味，并沖淡了西方人的對中國想象的場景中的那種濃墨重彩的色調(diào)。

　　Roberto Cavalli的設(shè)計，很大的一個看點就是品牌狂野性感氣質(zhì)與異域民族風情的完美結(jié)合。作為中國風的忠實愛好者，Roberto Cavalli雖然不能成功地展現(xiàn)中國文化的含蓄與雅致，卻能夠?qū)⒅袊�元素�?yīng)用成屬于自己的“Roberto Cavalli”味道。除了那身著名的青花瓷旗袍式禮服，更多的時候，Roberto Cavalli的中國風需要從細節(jié)處觀察，才能見端倪。喜愛紙醉金迷，濃墨重彩的Roberto Cavalli，自然未能脫離描龍繡鳳的窠臼，然而，他大量應(yīng)用黑色、金色、銀色等色彩，以及絲絨這樣厚重的面料，加深了服飾的莊重感和高檔感，成功地消除了像堆砌色彩與文化這樣的對中國元素浮于表面的應(yīng)用，時常帶給人的輕浮感與廉價感。在Roberto Cavalli的2006秋冬系列就是一個范例。

　　鮮少將靈感觸角伸向中國的Oscar de laRenta也對旗袍的改良做出過有益嘗試。興許是一種巧合，在2007年春夏的那個清淡休閑的系列中，幾身緞面禮服和蕾絲長裙，一眼望過去，既沒有立領(lǐng)，也沒有盤扣，甚至沒有開衩，因其修身的輪廓，與帶有舊上海韻味的花紋，很快令人想起了旗袍。

　　近年來，時裝巨頭Chanel除了于2009秋冬在上海展示了整整一季以上海為靈感的2010早秋系列以外，更多的時候只是將中國風情點綴在各個系列中間，近年來，無論是Chanel的高級定制服裝，還是成衣，都可以看到立領(lǐng)與盤扣的身影。很難說那是否一定是旗袍或者中國元素，但在中國的時裝迷和消費者看來，卻是最熟悉不過。然而要意識到的是，面向最重要的海外市場——中國推出消費者最熟悉的款式，這更多是Chanel的一種營銷策略。至于號稱“十八世紀以后的中國服飾專家”的Karl Lagerfeld是否真的熱愛中國文化，又或者Coco Chanel寓所里的那扇烏木屏風，到底是Chanel本人中國夢的見證，還是Chanel用來討好中國市場的一個橄欖枝作用的文化符號，的那就另當別論了。

　　在中國加入WTO的1999年，Dior同樣適時推出了整整一季中國風系列，雖然John Galliano將紅衛(wèi)兵服飾與旗袍的結(jié)合看起來頗為滑稽，而后中國元素大雜燴的2003年春夏高級定制也惡評如潮，但這個號稱“很崇拜中國文化，試圖將這一切注入到我的一切活動中”的異域文化愛好者卻屢試不爽。可是，在十多年后，當他在上海發(fā)布Dior的2011年早春系列的時候，卻并未再次將中國風搬上天橋，不知是否是因為察覺到中國元素不一定能夠吸引中國的消費者購買，他明確表態(tài)：“十年前做過的事情，我現(xiàn)在不會再做了。”

　　在世界的另一端向遙遠的中國致敬的西方設(shè)計師有很多，他們無一不將旗袍按照自己對東方女性的情欲想象進行改良，然后穿在模特的身上。這個名單還有很長，其中不乏Yves Saint Laurent，Jean Paul Gaultier和Giorgio Armani這樣的大師級人物，在此不一一列舉了。然后，這到底是設(shè)計大師們的一場中國夢呢?還是當代中國人真的像他們的想象一樣在穿衣呢?

　　一個有意思的現(xiàn)象是：我們很少看到西方女星穿上這樣的旗袍走上紅地毯，以異域風情為賣點賺取觀眾的眼球。更多的時候，剛剛走出國門的中國女星倒是以此作為戰(zhàn)袍為自己打氣壯膽。而一旦揚名海外，旗袍也就伴隨著她們當初的青澀氣質(zhì)，一起退出了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