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系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

若寧不妒而生，寧妒而死--唐代前期的婦女地位

唐代婦女的自由度空前提高，她們的交際圈不被男人所限制，也有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空間。

男女不平等到現在還是一個有趣的問題。然而大多人不愿意去深思其背景，有時候會把社會分工的不平等，當成是男女的不平等。比如在唐王朝，到底婦女地位是提高了呢，還是下降了，就是專家學者之間，也是人說人殊。

在這里呢，我倒是以我的見識，說說個人的看法。我是把唐朝以開元天寶為界限，分成前后兩期。

在唐王朝的前期，婦女的地位是穩步提高的。像李淵的平陽公主為反隋建唐作出過貢獻；太宗皇后長孫氏作為太宗的賢內助，對于朝政也多有匡正；又如安樂公主曾私自奏請中宗立她為皇太女。更為典型的是太平公主，她先后誅“二張”、誅滅韋氏勢力，這可是關系到李唐王朝安危存亡的兩大事件。而至于像武則天與高宗同掌國政，并成“二圣”，最終開創武周來說，可以說簡直是封建女性參政的頂點。

根據史書上的資料顯示，有唐一代公主再嫁、三嫁者有二十七人，其中高祖女四人，太宗女六人，高宗女一人，中宗女三人，睿宗女二人，玄宗女九人，共二十五人，約占九成以上。而唐前期公主共九十一人，再嫁公主占了近三成。唐前期公主再嫁人數之多，足以表明女性并不被貞操觀念所禁錮，能夠自由地離婚改嫁。

《新唐書》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

丹陽公主，下嫁薛萬徹。萬徹蠢甚，公主羞，不與同席者數月。太宗聞，笑焉，為置酒，悉召他婿與萬徹從容語，握架賭所佩刀，陽不勝，遂解賜之。主喜，命同載以歸。

看看，居然要皇帝老兒親自出面，才能為自己的女婿長臉，挽回公主的婚姻危機。

當然，有人要說，那是因為對方是公主，是皇家的女兒的緣故。其實不然，便是大臣之家，這種情況也是比比皆是，而且正是因為妻子在家庭中地位很高，所以呢，“妻管嚴”的例子很多。據唐韓琬《御史臺記》記載：

唐管國公任瑰酷怕妻，太宗以功賜而侍子，瑰拜謝，不敢以歸。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妒忌，合當七出。若能改行無妒，則無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妾不能改妒，請飲酒。”遂飲之。

另在《隋唐嘉話》中記載：

梁公(房玄齡)夫人極妒，太宗欲賜美人于梁公，屢辭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司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回。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妒而生，寧妒而死？”梁夫人答曰：“妾寧妒而死。”乃遺酌卮酒與之，一舉便盡。帝謂人曰：“我尚畏之，何況于玄齡！”

這兩個故事內容近似，傳主不一，可見是實有其事了。按照唐律，女子嫉妒是會被丈夫出掉的，可是在這兩個故事里，丈夫不唯不敢出妻，即便是在皇帝的威壓之下，妻子也并沒有屈服，以至于太宗皇帝貴為萬乘之尊，也碰了一鼻子的灰。這可不是特例啊，像高宗時官至司列少常伯的楊弘武、中宗時御史大夫裴談等都以懼內而出名。

不單單是大臣如此，皇帝比如高宗李治也被武則天管教得服服帖帖的。當武則天被冊為皇后之后，專作威福，李治每次想做些什么，動不動就被武則天所鉗制，以至于氣憤不過，密詔上官儀謀廢后。武則天得知后，大興問罪之師，高宗恐懼之下，居然把所有的責任推給上官儀：“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上官儀由此被送上了斷頭臺，實在是太冤了。

男女地位的平等與否，其實有個標準很簡單，就是觀察男女交往接觸是否自由公開。在唐代，宮廷中后妃、宮女都不回避外臣，不拘禮節。例如史書記載，韋皇后與武三思同坐御床玩雙陸游戲，唐中宗就在旁邊觀看指點。又如唐玄宗的寵臣姜皎常與后妃連榻宴飲，安祿山在后宮與楊貴妃同食、戲鬧，甚至通宵不出。這在后世都是很難想象的。

又比如中興大唐的重臣郭子儀在晚年，退休家居，享于聲色。有一天，盧杞來拜訪他，他正被一班家里所養的歌伎們包圍，在得意地欣賞玩樂。一聽到盧杞來了，馬上命令所有女眷，包括歌伎，一律退到大會客室的屏風后面去，一個也不準出來見客。他單獨和盧杞談了很久，等到客人走了，家眷們問他：“你平日接見客人，都不避諱我們在場，談談笑笑，為什么今天接見一個書生卻要這樣的慎重？”郭子儀說：“你們不知道，盧杞這個人，很有才干，但他心胸狹窄，有仇必報。長相又不好看，半邊臉是青的，好像廟里的鬼怪。你們女人們最愛笑，沒有事也笑一笑。如果看見盧杞的半邊藍臉，一定要笑，他就會記恨在心，一旦得志，你們和我的兒孫，就沒有一個活得成了！”不久盧杞果然做了宰相，凡是過去有看不起他、得罪過他的人，一律不能免掉殺身抄家的冤報。只有郭子儀的全家，即使稍稍有些不合法的事情，他還是曲予保全，認為郭令公非常重視他，大有知遇感恩之意。?

從這件事情上，恰恰反映出唐朝前期人們在男女接觸上胸襟是多么的開闊和爽朗。那么，這種風氣是不是僅僅停留在上層社會呢？我們再看下面這個例子：

晚唐花間派的詩人溫庭筠在少年時喜歡尋花問柳，因此被主管上司姚勖鞭打、驅逐，從此壞了名聲，屢試不第。有一天姚勖有事到溫家中，溫庭筠的姐姐一看到他，就死死地抓住姚的袖子不放，大哭不已，狠狠地責罵姚。姚沒想到溫庭筠的姐姐情緒如此的激烈，以至于受了驚嚇，回家之后，竟得病死了。

看看，連什么男女授受不親的話，都完全不放在心上了。

至于底層人家的男女交往，則更是從容散淡，正如崔顥《長干曲》所描述的那樣——“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宋人洪邁在《容齋三筆》中對此現象總結議論：“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譏也。”所以，《唐傳奇》中寫陌生男女在外自由地攀談、結識，甚至同席共飲之事不勝枚舉，也就不是什么值得驚怪的事情了。

正是因為唐代婦女的自由度空前提高，所以，她們的交際圈不被男人所限制，也有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空間，這一點，以敦煌文書中“女人社”社約文書體現得最為明白，其中一件為顯德六年(959年)所寫：

顯德六年己未歲正月三日，女人社因茲新歲初來，各發好意，再立條件。蓋聞至誠立社，有條有格，夫邑儀者，父母生氣身，朋友長期值，遇危則相扶，難則相救，與朋友交，言如信，結交朋友，世語相續，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讓語先登，立條件與后，山河為誓，中不相違。一、社內榮兇逐吉，親痛之名，便于社格，人各油一合、白面一斤、粟一斗、便須驅驅，濟造食飯及酒者。若本身死亡者，仰眾社蓋白耽拽便送，贈例同前一般，其主人看待，不諫厚薄輕重，亦無罰責。二、社內正月建福一日，人各稅粟一斗、燈油一盞，脫塔印砂，一則報君王恩泰，二乃以父母作福，或有社內不諫大小，無格在席上喧拳，不聽上人言教者，便仰眾社，就門罰醴膩一筵，眾社破用。若要出社之者，各人決杖三棒，后罰醴局席一筵，的無免者。

從文書上可以看出署名，共十五人，有社官、長社、錄事、社老以及諸社人，可謂職司分明。更重要的一點是這些婦女在結社的過程中，不但自愿，還有支配自己家庭經濟支出的權力。

有人要說了，顯德六年，那不是都已經五代了么，這怎么能說是唐前期呢？我想說的是，即便到五代，婦女還有這樣的自由度，那么，初唐中唐時期婦女的地位便可從容地推想暢想了。

恨不相逢未嫁時--唐代的貞操觀念

唐代人要求的節婦只是對肉體的貞操看得比較重，至于精神上的出軌，好像還是一件風雅事。

唐代婦女的貞操觀念是比較淡薄的，不過這個淡薄，并不意味著沒有，至少在官方的正史里頭，還是非常強調的，因為關乎社會風氣好壞的問題，典型總是要樹的，像李世民登基后即在《即位大赦詔》中明確表示：“節義之夫，貞順之婦，州府列上，旌表門閭。”可見唐朝立國之初，就要求地方官員每年都要將貞女烈婦的先進事跡上報。當然，和后世不同的是，這種彰表不僅僅局限于女性，對于節義的男子也一視同仁。

再來看《新唐書·列女傳》，文章一開頭就寫道：“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在談完了大道理之后，所數的第一個典型是一個叫做裴淑英的女子：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逾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儷他族，于此長決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愿死無他。”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許。夫姻，歲時朔望裴致禮唯謹。居不御薰澤。讀《列女傳》，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廷，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后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發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爾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后妻，為夫婦如初。

這個故事應該是唐代比較極端的例子了。為了守節，裴淑英選擇了用割耳自殘的方式來表明心志，不過卻在保姆的阻攔下沒有成功。要是換到明代，十個保姆阻攔也沒用，因為明代的烈女是真心想割的(這點，我在下本書中會談到)。當然了，也有割成的，比如《太平廣記》就記載，唐朝衛敬瑜的妻子年紀十六歲時丈夫就死了，她割掉耳朵立誓，決不改嫁。

其實撰寫《新唐書》的作者也有耳目未到的地方，比如《全唐詩》就收錄了一個真正“白刃不能移”的女詩人程長文的詩篇。因為寫得頗好，就全文摘錄了(本人這樣的做法可絕對不是為了賺稿費，而是愛敬女同胞的緣故，因為這本《性的歷程》中，男人的話實在太多了，包括作者本人，在這里一起鄙視一下哈)。

妾家本住鄱陽曲，一片貞心比孤竹。當年二八盛容儀，紅箋草隸恰如飛。

盡日閑窗刺繡坐，有時極浦采蓮歸。誰道居貧守都邑，幽閨寂寞無人識。

海燕朝歸衾枕寒，山花夜落階墀濕。強暴之男何所為，手持白刃向簾幃。

一命任從刀下死，千金豈受暗中欺。我心匪石情難轉，志奪秋霜意不移。

血濺羅衣終不恨，瘡黏錦袖亦何辭。縣僚曾未知情緒，即便教人縶囹圄。

朱唇滴瀝獨銜冤，玉箸闌干嘆非所。十月寒更堪思人，一聞擊柝一傷神。

高髻不梳云已散，蛾眉罷掃月仍新。三尺嚴章難可越，百年心事向誰說。

但看洗雪出圜扉，始信白圭無玷缺。 (《獄中書情上使君》)

此女的生平事跡其實不詳，不過，從詩篇的內容可知，年少二八之時是個容顏極美的女子，出嫁之后，可能是夫君外出不歸，一直獨守空閨，有一個好色的登徒子居然手持白刃闖入其家，程長文寧死不從，以至于血濺羅衣，但在她的拼死反抗下，這個登徒子沒有得逞。可能在掙扎的時候，防衛過當使得登徒子受傷的緣故，她居然被抓進了官府。在監獄之中，悲憤難抑的程長文寫了這樣一首長詩托獄卒轉交給長官。

當然了，這種激烈的反抗的精神即便是現代，我們也還是提倡的，畢竟還是關乎婦女本人的個人意志。僅僅把著眼點放在守貞守節上，那是男人的自我臭美，不足為訓。

其實，唐代的烈女對貞節注重起來當是在中唐之后，這種注重和儒家大師韓愈等人提倡的復古潮流不無關系。由于藩鎮割據，中央政府如何與藩鎮爭奪人民的向心力呢？首先是付諸武力解決，如憲宗的元和中興，可惜曇花一現，之后只能依賴意識形態領域的高調宣傳了，宣傳那些忠臣孝子，比如韓愈對玄宗時期堅守睢陽的張巡的推崇。對男子要求盡忠盡孝，那么相應地，對女子的要求則是守貞守節了。

我們這里不妨來看看韓孟詩派(韓孟詩派是中唐時期與新樂府運動同時崛起的一個影響較大的詩派，其代表人物是韓愈、孟郊)的領軍人物孟郊的代表作，就很有道學家的氣息了。

貞婦貴徇夫，舍生亦如此。波瀾誓不起，妾心井中水。 (《烈女操》)

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聽去鶴言，哀哀七絲弦。 (《去婦》)

不過，唐代人要求的節婦的節，和后世還是不太一樣的，只是對肉體的貞操看得比較重，至于精神上的出軌，好像還是一件風雅事。像唐詩里頭，就有不少詩人和有夫之婦的酬唱文字，這樣的例子我就不多舉了。這里只和大家分享唐詩三百首里頭比較出名的一首：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系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

寫下這首詩的是中唐詩人張籍，他是貞元十五年(799年)進士，后經韓愈推薦，得為國子博士等官職。許多當時的名士，都樂于與他同游。當他就任水部員外郎的時候，為當時割據淄青十二州的藩鎮李師道所看重，欲籠絡他進入自己的幕府，以擴充藩鎮的實力。張籍對于朝廷一片忠心，對于藩鎮割據無比的厭惡，在不愿去又不能明顯表示拒絕的情況下，寫出了這樣一篇實為政治聲明的詩作。

然而這位唐代被虛擬出來的“節婦”，到了明清時代，就一點也不“節”了，因為一個真正的節婦，是連精神也不能出軌的。有位叫做瞿佑的詩人甚至很不著調將該詩改寫成：“還君明珠恨君意，閉門自咎涕漣漣。”(《續還珠吟》)

這種讓人崩潰的觀念的并不是瞿佑的故作高明之舉，我們不妨來看看明清兩代詩歌選本對此詩的評價：

彼婦之節，不幾岌岌乎？ (唐汝詢《唐詩解》)

節婦之節危矣哉！ (賀貽孫《水田居詩筏》)

然玩辭意，恐失節婦之旨，故不錄。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

只是，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說，唐汝詢、賀貽孫、沈德潛三個人都是老頑固、保守派、反動文人。因為我們如果拿我們今天的觀點去看明清人的時代觀念，正如他們拿他們那個時代的觀念去看唐代，又有什么兩樣呢？

畢竟世易時移，替古人擔憂發愁反省諸如此類的事，我們大可不必摻和，不然讀書讀成一個道學出來，就太無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