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民國的文人幸福，他們活在了一個自由又進步的年代。從來都是亂世里出才子，紛繁的社會環境造就了屬于他們一代人的奇跡，那些悠遠的歷史百年后依然讓后人無比羨慕并繼承下來。說來，不愁吃喝鄙視奢華的民國才子也有自己的苦惱事兒：比如一直糾結在情愛里徐志摩就是悲劇的代名詞，高調地與原配張幼儀離婚卻始終追不上陸小曼美麗的腳步空中化為灰燼；文采超眾生活里卻不得不愛一個叛逆的才子，張愛玲的故事也沒多少可稱贊的地方。想來，他們都算是好的了！

　　話說當年一代才女丁玲從北京南漂到上海，就遭遇了而今80后深刻體會的“蝸居”生活。別看那時候她與胡也頻同居寫幾篇稿子就能混飯吃，來到房租超過北京十倍的東方明珠也得擔心房租等這些零碎事兒。又不想自己的糗事暴露在讀者面前，又不愿與一堆無關緊要的人在一起住，大才子沈從文便成了她最適合的鄰居。沈從文夠大牌吧，但要給老婆交每一分稿費的他并不發達，男人的那點自尊早已用“懼內”的形象展示給了世人。

　　總之，上海的房價就沒有低過，即便是在民國處于貴族階層的文人們也要俯首帖耳。愛從文字里找精神寄托的沈從文，更是用一則小說來激勵明天的心兒。話說民國時代有一對夫妻，男的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在上海某機關做小職員；女的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畢業，專職做家庭主婦。這女的本來也有工作——在學校教書，后來生小孩，把工作辭了。那時候還沒計劃生育，一對夫妻可以生很多小孩，她一胎接一胎地生，一連生了四個。孩子一多，家務更忙，她更加沒法上崗了，一家六口人，兩大人四個小孩，全指著男人的薪水過日子。

　　男人每天坐班寫公文，一個月能掙60塊大洋，按當時的實際購買力折成人民幣，至少也有三四千塊。三四千塊不算高，但總在貧困線以上，節省一點的話，一家人吃飯綽綽有余。那會的肉不是13塊，頂多1塊，也就是四千塊相當與四萬一個月了。但問題主要是住，他們住在上海繁華的市區，卻不是上海“土著”，用老上海最欠揍的話說，小兩口是從“鄉下”來的，在上海沒老宅，又買不起房，只能租著。生活的拮據，便開始了！

　　他們租的是一間公寓，那間公寓被二房東從中間隔了一張木板，一間變成了兩半間，南邊那半間住他們一家六口，北邊那半間住著一個小有名氣的自由撰稿人，實際上就是沈從文本人。還好那個年代的人都比較保守，“夜戰”也相對要低調，再說孩子太多也不是很方便。要是在我們的21世紀，恐怕也得像唐山大地震前在車里震震才有力氣晚上再工作。

　　六口人住半間公寓，過日子肯定不太方便。就拿大小便來說吧，房間里沒有洗手間，樓下也沒有公共廁所，這家人只能用一只廢油漆桶來解決問題。每天下午收垃圾的車一來，女主人就提著滿滿當當一大桶往樓下走，樓道里頓時臭氣四溢。像這樣簡陋的住所，二房東獅子大開口，每月居然要收13塊大洋的房租。男人月薪60塊，刨去吃飯，刨去給小孩買洋奶粉的錢，刨去水電費和其他日常開銷，再也剩不下什么錢了。所以這對夫妻結婚八年，一直沒有存款，一直沒買下房子。

　　當時的上海跟現在差不多，房價之高居全國首位。據陳存仁老先生在《民國時代生活史》里回憶，同樣一樓一底兩層小樓，在鎮江賣幾百塊大洋，在北京賣幾千塊大洋，而在上海南城，賣主報價兩萬五千，少一個子兒都不行。房價高，房租也貴，民國十四年丁玲跟胡也頻同居，跑到北京西郊租獨院，一個月不過幾塊大洋，兩人每月在報紙上發表三五篇小評論，掙的稿費就夠交房租了；后來搬到上海跟沈從文拼租一公寓，各人竟然要分攤20塊大洋的租金，另外每人還要繳10塊大洋的水電費，居住面積不到北京的十分之一，房租卻是北京的十倍！所以丁玲等人也叫苦。

　　既然上海房價這么高、房租這么貴，干嗎還在上海待著，回“鄉下”去不行嗎？這種問題美女楊瀾在兩會上也向那些守在大城市拼租小空間的“蟻族”朋友們提起過，可惜不頂用。倒不是“蟻族”們不聽勸，而是因為地區發展極不均衡，“鄉下”居住成本雖低，卻沒有上海那樣的高薪崗位、發展機會、基礎教育和治安環境。有多少人，和我們一起做著年輕的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