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電影《建黨偉業》中為數不多的女性角色之一，周迅扮演的王會悟是中共一大召開期間的重要人物。她有幸見證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而且她還是中共“一大”代表住宿安排者、轉移會址的提議者、安排代表前往嘉興的會務者、會議服務和保衛者，從而保證了中共“一大”的順利召開和圓滿結束。

　　提到王會悟，我們腦中浮現出的關鍵詞是什么？李達夫人？中共“一大”？還是大文豪茅盾的表姑？

　　1898年，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掀起高潮又功敗垂成，這一年，王會悟呱呱墜地于烏鎮的一戶書香門第。

　　父親王彥臣為人耿直嚴謹，是晚清的一名秀才，開著一家私塾，母親賢惠能干，刺繡技術遠近聞名。在王會悟的同窗中，有一位是后來成為大文豪的沈雁冰（茅盾），而按輩分，王會悟是沈雁冰的表姑。

　　王會悟從6歲起就隨父就讀，她聰慧熱情，少有大志。12歲時，王會悟考入嘉興女子師范學校。然而一年后她父親突然去世。這個無情的打擊，使她只得含淚輟學回鄉接替父親的私塾工作。

　　她將在師范學校里接受的新思想、新知識傳授給學生，又極力宣傳婦女解放的新觀念，鼓勵女孩剪辮放足，贏得了進步人士的擁護，學生增至上百人，她將私塾辦成了縣里第一所女子小學。王會悟那時特別喜愛《新青年》雜志。她曾給陳獨秀、惲代英等她所敬佩的人寫信，贊成采用白話文，擁護他們的革命主張。未曾想，陳獨秀先生在百忙中給她回了信，夸獎她“膽子大”，勉勵她“多讀點書”。

她與李達的婚房在《新青年》樓上

　　1919年，這是王會悟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年。這一年，她到了上海后，在中華女界聯合會做文秘工作。這是她真正從事婦女解放工作的開始，而不久后，她又在這里邂逅了她的人生伴侶。

建黨偉業中周迅飾演的王會悟

　　1920年，王會悟結識了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李達。當時，李達作為留日學生總會的代表回國交流思想，與“女聯”經常來往，與王會悟在工作中相識了。在接觸中，李達堅定的革命信仰和淵博的知識，讓王會悟敬佩不已。李達也對王會悟是一見傾心，于是這對恩愛的青年于1920年下半年結為伉儷，新房就安排在陳獨秀家《新青年》編輯部樓上。

她為“一大”提供后勤保障

　　俄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是全國建立最早的共產黨組織，書記是陳獨秀。但成立不久后，陳獨秀由于工作繁忙，就把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書記一職交由李漢俊代理，后來又由李達代理書記一職。1921年6月初，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到達上海，與李達、李漢俊取得了聯系，一致認為應該盡快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于是，黨的“一大”開始籌備，1921年6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通知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派代表到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當時，開會的地點確定了，就是位于上海市望志路106、108號（今興業路76、78號）的一幢住宅，這里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發起人之一李漢俊與兄李書城的家。但來自武漢、長沙、北京、濟南等地的各位代表的住宿如何安排，讓作為“東道主”的上海代表李達頗傷腦筋，于是就把食宿等會議的后勤事務交給夫人王會悟去操辦。考慮到既不能引人注目，又要方便代表們來往，王會悟看中了離中共一大會址只有100多米遠的博文女校。當時正值學校放暑假，教室空著，王會悟便以“北京大學師生暑期旅行團”的名義，向校長租借教室。

　　就這樣，除旅法小組因路途遙遠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陸續抵達上海。在王會悟的安排下，除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和廣州代表陳公博（他當時帶著新婚的漂亮妻子住在外面的賓館）外，其余代表均借“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的名義居住在博文女校。

她用歌聲、麻將掩護“一大”代表

　　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后共開了7次會議。6月30日晚，舉行第六次會議時，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闖進了會場，當詢問他時，他答稱走錯了地方。其實這個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個暗探。他的行動引起了與會人員的警覺。會議立即中斷，代表們迅速分頭離開。十幾分鐘后，法國巡捕趕來，包圍并搜查了會場，但一無所獲。

建黨偉業中周迅飾演的王會悟

　　當晚，代表們商量改換會議地點，七嘴八舌意見不一。此時，王會悟提出，可以到嘉興南湖包一個畫舫，在湖中開會。選擇嘉興開會，有幾大便利。王會悟曾在那里讀書教書，對嘉興很熟悉；交通便利，可以乘火車直達；南湖雖然是風景區，但名氣不響，游人少，好隱蔽。王會悟的提議很快被代表們采納。

　　作為第一批打前站人員，王會悟與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等人乘坐老北站頭班火車離開上海，到了嘉興后，她安排代表先在張家弄鴛湖旅館開了兩個房間休息，洗臉和吃早飯。上午十時多，另兩批代表也順利到達。代表們會聚在煙雨樓熟悉環境，王會悟則出面，請旅館代為租船。因為當時游客是租不到船的，只有旅館可以租借。由于代表人多，王會悟本來想租一條大船，但是，租大船必須隔天預訂。無奈之下，王會悟只能租借一條中型游船。

　　“一大”代表們上船時，王會悟將特意帶來的一副麻將牌交給代表們，和他們約定，她一敲船板，他們就得打麻將。代表們在艙中開會和吃飯時，她始終坐在船頭放哨，見有其他游船靠近或出現巡邏艇時，就哼起嘉興小調，用一把紙扇的柄敲敲船板，代表們接到信號就把麻將搓得劈里啪啦的響，有的還“七索”、“八萬”地喊著。

　　期間，王會悟不僅承擔了望風警衛工作，還安排了代表們在船上的飲食等工作。

　　就這樣，代表們在南湖游船上舉行了第七次會議。下午6點多鐘，會議完成了全部議程，勝利閉幕，莊嚴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的歷史從此寫出全新的篇章。

飽受離亂之苦，協助李達出版革命著作

    1927年，血雨腥風籠罩全國。

　　此時，李達雖已脫黨，回到湖南，但仍是國民黨的追捕對象。李達不得不忍痛拋下妻兒，只身一人逃離長沙，回到偏遠的老家永州，后又輾轉逃到武漢等地，隨時都有落網的危險。

　　留在長沙的王會悟，人生地疏，整天不敢出門，只能帶著孩子躲在屋里。她常在孩子們睡著之后，獨自靠在窗前哭泣，盼望丈夫平安回來，但卻幾個月杳無音訊。

　　直到年底，一家人才悄悄逃到上海。然而，上海再大，卻再也沒有李達一家人安定的家。為了安全，他們不得不東躲西藏，經常搬遷，他們的三個子女也都改從母姓。不久，全家好不容易遷至北京。無論在上海還是北京，李達身邊一直放著個鋪蓋卷以及臉盆、毛巾、牙刷之類的生活用品，以備隨時坐牢。

　　1933年至1937年，王會悟、李達移居北京，王會悟在大學擔任教務工作，在進步學生中做了許多工作。李達是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哲學家，無論環境好惡，他都著述不輟。

　　自與王會悟相識以后，其譯著大多由王會悟謄抄付印出版。1933年至1937年，李達在北大等校任教，譯著很多，其中《社會學大綱》一書，由以王嘯鷗（王會悟筆名）之名創辦的筆耕堂書店出版發行。為了這本書的印刷和發行，王會悟花了許多心血，設法把書迅速寄給延安的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反復閱讀此書，還作了詳細眉批，并向延安的哲學研究會和抗日軍政大學推薦這本書。毛澤東在給李達的復信中，稱贊了他們夫婦。

　　1937年，日軍占領了北京。王會悟立即安排李達先去湖南老家暫避，自己則帶子女留守家中，又將李達書稿及有關抗日救國的書籍全部裝箱，埋入院中地下。不久，日本憲兵和偽警搜查了李達北京的住處，并拘留拷打王會悟。后經友人幫助，8月下旬，王會悟才帶子女逃出北京，經天津南下，從此開始了多年艱苦的流亡生活。

　　1938年底，王會悟逃到了桂林，17歲的長女李心田突然高燒到38度，不到兩天就病逝旅途。李達夫婦發瘋似地要和孩子一起躺在棺材里。

　　此后，為了保護孩子，同時讓孩子有好的讀書環境，李達夫婦再一次分居兩地。直到1949年5月，李達應毛澤東邀請，去北京參加會議，并將王會悟母女接去北京。8月，兒子李心天來到北京，飽受十多年離亂之苦的一家人終得團聚。 綜合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欲留李達在京工作，因熱愛教研，李達婉辭。1950年2月，李達出任湖南大學校長，后調任武漢大學，并兼任中國哲學會會長。王會悟在政務院從事法制工作，住在北京北河沿法制委員會大院。后因多年勞頓，體弱多病，離職休養。1993年10月20日，王會悟在北京寓所病逝，終年9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