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亢德是她在文學道路上的恩人。蘇青與大漢奸周佛海及陳公博的相識也是陶亢德介紹的。說蘇青走紅是《古今》捧的，不無道理。她在《古今》上發(fā)的第一篇文章是《論離婚》，堪稱絕妙，受到時為上海“市長”的陳公博的欣賞。該刊創(chuàng)辦者朱樸，是汪偽交通部次長。朱樸點撥蘇青寫文章奉承一下陳公博。蘇青可能考慮自己一孤身女子在外混事不容易，需要有人庇護吧，在《〈古今〉的印象》一文中，果真吹捧了陳公博一番。忠奸不辨，實在令人心痛(也許她已有所察覺，在后來出版的 4部散文集中，均未收此文)。投桃報李，陳公博給蘇青介紹工作：或者做他的私人秘書，或者任市政府專員。大概蘇青怕陳公博有所圖，選做專員，混入官場。盡管她只干了3個月，但代價是慘重的，她由此沾上了“漢奸嫌疑”，這頁歷史是抹不去的。此時有人以匿名方式寄給她一張10萬元支票，蘇青曾猶豫，猜想是陳送的，但信封上無寫信人的地址。恰那時蘇青要養(yǎng)全家老小5口，日子實在不好過，她就饑不擇食，收了。生活有所改善后的蘇青，不甘寂寞，想出人頭地地干一番事業(yè)。她審時度勢，決定辦刊物�？�名定為《天地��，取談天說地、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意思。這油然令人聯(lián)想到是延續(xù)《古今》的余緒，一指時間，一指空間，故有人認為這是“天造地設(shè)，妙古絕今，可謂巧合之至。”

　　1943年10月10日，在周佛海、陳公博的資助下，天地出版社兼《天地》月刊在上海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160號601室掛牌開業(yè)。

　　蘇青真有本事，把政界、文壇的名流拉來寫稿，作者隊伍陣容顯赫：周作人、陳公博、周佛海父子、胡蘭成、譚正璧、秦瘦鷗、朱樸、張愛玲、紀果庵、柳雨生等。

　　蘇青不僅有溫州人的能干，又有上海人的精明。她單槍匹馬經(jīng)營的《天地》，創(chuàng)刊號竟一炮走紅，脫銷后立即加印。她經(jīng)營有道，馬上實施雜志預訂，八折優(yōu)惠客戶。新年出“特大號”加質(zhì)不加價。她向周作人討張簽贈的全身照，登在雜志上，既做廣告又討周作人歡心。還別出心裁舉辦“命題征文”，總之花樣不斷翻新。為爭得發(fā)行折扣，她不怕丟人現(xiàn)眼，不怕吃苦，親自扛著《結(jié)婚十年》到馬路上販賣，與小販“講斤頭”。聾啞作家周楞伽撰文揶揄她：“作為一個寧波女人，比男人還厲害！”還寫打油詩調(diào)侃她：“豆腐居然吃蘇青，血型猶太賜嘉名”，因而得了個“猶太作家”的諢號。蘇青寸土不讓，寫文反駁，斥責他多管閑事，并反唇相譏：“ 你耳聾，一張嘴又說不清楚。”以周耳聾為題諷刺挖苦，筆墨官司俗到與罵街無二了。蘇青說：“情愿不當什么女作家，實在咽不下這口氣！”張愛玲說蘇青的特點是“偉大的單純”。

　　受人惠，必還人情。在《天地》創(chuàng)刊號和第四期上發(fā)表的署名為“周楊淑慧”的《我與佛海》、《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兩篇文章，實質(zhì)上是由蘇青代筆的。

　　這時的蘇青，已成了社會活動家，出席了一些有親日行為的不光彩的會議，還任過“中日文化協(xié)會的秘書”。故此，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馬文森編的《文化漢奸罪惡史》，列出張愛玲、張資平、譚正璧等16位文化漢奸，蘇青亦在其中。張愛玲沉默。蘇青在《關(guān)于我》一文中辯誣：“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那是我‘ 適逢其時’，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選定的這個黃道吉日才動筆的。我沒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而且即使無甚危險，我也向來不大高興喊口號的。我以為我的問題不在賣文不賣文，而在于所賣的文是否危害民國的。否則正如米商也賣過米，黃包車夫也拉過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國家不否認我們在淪陷區(qū)的人民也尚有茍延殘喘的權(quán)利的話，我就如此茍延殘喘下來了，心中并不覺得愧怍。”她后來在另一篇文章中袒露了當時的真實心境：“我投稿的目的純粹是為了需要錢！”“而且我所能寫的文章還是關(guān)于社會人生家庭婦女這么一套的，抗戰(zhàn)意識也參加不進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終未曾歌頌過什么大東亞一般。 ”“蘇青從來沒有寫下一個字替敵偽唱贊歌。”(謝蔚明)對“文妓”、“性販子”和“漢奸文學”的指控，時下也有不同的聲音：季廣茂在《義旗下的哭泣》中談到蘇青在40年代那段辯白時指出，“(淪陷區(qū)的人民)他們被自己的政府遺棄在固有的土地上，他們有權(quán)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則生活在灰色地帶之中，他們只能生活在夾縫之中，忍氣吞聲”。江榮在《拂去塵埃讀蘇青》中說：“四十年代前期的上海，時代特殊，環(huán)境復雜，在那個環(huán)境下活動，若無清明的國家、民族意識，若無堅強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來源，很容易沾上腥氣。”戴錦華認為：“(蘇青)只是在一種男性行為的壓抑之下，在一種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種幾近絕望的自虐自毀性的行為。”柯靈也說：“抗日救亡，理所當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做是離譜，旁門左道，既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讀者的注意。”

　　又據(jù)臺灣燭微先生披露：當時的中國政府未正式調(diào)查她(蘇青)、檢舉她，將其視為漢奸逮捕歸案，以致后來還有某大報編輯請其改換筆名編副刊(《世界日報》1987年2月)。

　　無論事實如何，蘇青當年與周佛海、陳公博之流的瓜葛，是其人生冊頁中抹不去的不光彩的一筆。她只能毀譽由人。千秋功過，留待歷史評說。

　　生死順天

　　天變道亦變。

　　新中國成立后，提倡文學創(chuàng)作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像蘇青這樣以寫青衫紅粉、家長里短為主題的作家是無法上陣的。當年的老朋友張愛玲、徐都遠去海外，蘇青顯得格外的寂寞、苦悶。更為難堪的是生活無著，一輩子為錢發(fā)愁。1949年底，蘇青由九三學社吳藻溪介紹，加入婦女團體“婦女生產(chǎn)促進會”，但一時也沒找到工作養(yǎng)家糊口。正一籌莫展時，朋友告訴她，香港的《上海日報》想請當年走紅的老作家寫稿撐門面。于是蘇青寫了《市婦運會請建廁所》、《夏明盈的自殺》等寄去，可非但沒有收到分文稿費，反受有關(guān)部門一頓批評。

　　時值1951年，市文化局戲劇編導學習班招生，蘇青報名，沒被錄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準。畢業(yè)后，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團長的芳華越劇團工作，為配合“三反”、“五反”運動寫了幾部劇本，但都未獲成功。后來，她改編郭沫若的《屈原》，為此專程進京向楚辭專家文懷沙請益。1954年5月，由蘇青任編劇的《屈原》首演，反映頗好。在參加華東戲曲會演時，佳評如潮。演員獲獎了，音樂獲獎了，偏偏劇本沒獲獎，其根子是蘇青有“歷史問題”。蘇青感到不解、不平，但她只能忍氣吞聲。那段日子，最開心的是由她編劇的《寶玉與黛玉》在京、滬連演300多場，創(chuàng)下劇團演出的最高紀錄。倒霉的是，在改編歷史劇《司馬遷》時，為塑造好司馬遷的形象，她寫信向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討教。完全是一封純學術(shù)探討的信。詎料，1955年賈植芳被打為胡風分子，被判刑。有關(guān)部門在抄賈家時，發(fā)現(xiàn)了蘇青的那封信。蘇青也被打成胡風分子，關(guān)進了上海提籃橋監(jiān)獄。也有人認為，蘇青被捕是潘漢年、###案所牽。情況太復雜，非局外人能說清楚。但后來經(jīng)深入調(diào)查，蘇青與胡風根本無關(guān)聯(lián)。1957年6月27日蘇青被“寬大釋放”。蘇青出獄后，又回到劇團。一時無事可做，看劇場大門。自己創(chuàng)作的作品，已被他人改頭換面竊去。1959年芳華劇團去福建，蘇青不愿去，被安排在黃浦區(qū)文化局下屬的紅旗錫劇團當編劇，兼配角唱戲，還要負責字幕，很是辛苦。她也配合政治寫過《雷鋒》、《王杰》，但無影響。

　　1966年的“文革”，蘇青家被抄，人被斗。令她憤怒的是工作也被錫劇團辭退，生活更困難。1975年，蘇青從黃浦區(qū)文化館退休。退休證上寫明：原工資61.7元，按7折計算，實發(fā)退休費：43.19元。

　　蘇青的晚年極為凄涼。她原住市區(qū)瑞金路，和鄰居共用廚房、衛(wèi)生間，經(jīng)常受人欺負。迫于無奈，和郊區(qū)人家調(diào)換住室，以求安寧。她與已離婚的小女兒李崇美和小外孫，三代人住在一間10平米的房子里，相依為命，基本斷絕了與外界的往來。唯與王伊蔚老大姐(抗戰(zhàn)前《女生》雜志主編)有所過從。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說：“成天臥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請中醫(yī)，出診上門每次收費一元，不能報銷，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兩不知”的時期也不遠了”。

　　1982年12月7日，多災多難的蘇青順天命而去，終年69歲。

　　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關(guān)于馮和儀案的復查決定》，內(nèi)稱：“……經(jīng)復查，馮和儀的歷史屬一般政治歷史問題，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過交代。據(jù)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將馮逮捕是錯誤的，現(xiàn)予以糾正，并恢復名譽。”遲來的公正，蘇青去世已兩年了。

　　蘇青病危時，很想看看她的《結(jié)婚十年》，家中沒有。后來成為其女婿的謝蔚明，輾轉(zhuǎn)托人找到一本。因那時此書還未開禁，書主人提出速閱速還。謝蔚明為安慰病中的蘇青，出高價復印一冊送她。蘇青做夢也沒想到，她死后不幾年，社會日漸祥和、開放。蘇青復蘇了。她的《結(jié)婚十年》、《浣錦集》等陸續(xù)再版，研究關(guān)注她的人也越來越多：《蘇青傳》(王一心)、《亂世佳人蘇青》(李偉)以及《尋訪蘇青》(毛海瑩)相繼問世。人們沒有忘記當年上海灘的蘇青！

　　花落人亡有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