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面上的兩個女子穿著華麗的“圓筒式的，緊抵著下頷”的旗袍在打高爾夫球。畫面中的動作顯然是生硬的，穿旗袍打高爾夫球更是匪夷所思，高爾夫球在畫面中只是一個時尚的道具，美女才是最重要的，因此當時一些香煙、香皂的廣告中使用過該畫。

　　張愛玲有篇美文，叫做《更衣記》。了解民國時期的女性衣著，此文是非讀不可的。讀罷這篇文章，會讓人體會到一件衣服不僅僅是日用品這么簡單，它會成為一個時代人們生活態度和審美習慣的縮影。我對女性的服裝幾乎沒有什么概念，道不清旗袍、晚禮服的玄機，更說不清領、袖、襟、擺的復雜變化，但我直觀上很喜歡這些服裝，身著旗袍的禮儀小姐在北京奧運會上已令世界傾倒。因此，本文的服裝描寫權且當個線兒，穿一下女子體育風情的華衣。

　　在《更衣記》的開篇張愛玲寫道：“我們不大能夠想象過去的世界，這么迂緩、安靜、齊整——滿清三百年的統治下，女人竟沒有什么時裝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著同樣的衣服而不覺得厭煩”。也許，在這樣的統治下，人們還沒有膽量迅速地擺脫它的余威。因此，直到上世紀20年代，中國女性才對“三綹梳頭，兩截穿衣”多了心，開始穿起了旗袍，“她們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權之說，可是四周的實際情形與理想相差太遠了，羞憤之下，她們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將女人的根性斬盡殺絕。因此初興的旗袍是嚴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風格。”這個時期月份牌年畫也剛剛興起，畫中女子的發型和著裝依然帶有傳統年畫的影子，整個畫面中女子秀美的面容依然透著嚴冷方正的剛烈。

　　不久，“政治上，對內對外陸續發生的不幸事件使民眾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總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時裝開始緊縮。喇叭管袖子收小了。1930年，袖長及肘，衣領又高了起來，往年的元寶領的優點在它的適宜的角度，斜斜地切過兩腮，不是瓜子臉也變了瓜子臉，這一次的高領卻是圓筒式的，緊抵著下頷，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們也生了雙下巴。這種衣領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種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氣——直挺挺的衣領遠遠隔開了女神似的頭與下面的豐柔的肉身。這兒有諷刺，有絕望后的狂笑。”

　　“當時歐美流行著的雙排鈕扣的軍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國人凄厲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國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著拂地的絲絨長袍，袍叉開到大腿上，露出同樣質料的長褲子，褲腳上閃著銀色花邊”。真不可想象穿著絲絨長袍如何進行體育運動，而畫家楞是給畫了出來。

　　“近年來（注：《更衣記》作于1943年，此處“近年來”是指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最重要的變化是衣袖的廢除。（那似乎是極其艱難危險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費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時衣領矮了，袍身短了，裝飾性質的鑲滾也免了，改用盤花鈕扣來代替，不久連鈕扣也被捐棄了，改用嵌鈕。總之，這筆賬完全是減法——所有的點綴品，無論有用沒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緊身背心，露出頸項、兩臂與小腿。現在要緊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實地將人體輪廓曲曲勾出。”

　　然而，這些華衣僅僅屬于那個時代的一小部分人，即使這一小部分人，也大都悲哀地扮演了“花瓶”的角色。“時裝的日新月異并不一定表現活潑的精神與新穎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滯；由于其他活動范圍內的失敗，所有的創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區域里去。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

　　在《更衣記》的文末，張愛玲將這個本該輕松卻顯得沉重的話題岔開來，驀地轉向了菜市場：秋涼的薄暮，小菜場上收了攤子，滿地的魚腥和青白色的蘆粟的皮與渣。一個小孩騎了自行車沖過來，賣弄本領，大叫一聲，放松了扶手，搖擺著，輕倩地掠過。在這一剎那，滿街的人都充滿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罷？真可稱得上繪事后素了。

　　這些月份牌畫的運動形象都是作者虛構的，月份牌畫作為一種通俗文化，大眾的審美趨向決定了它的藝術取向，因此并不能反映當時體育運動的實際情況，但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的女性特別是都市女性已將體育運動當成了時尚。在這些畫作中，美女才是真正的主角，脫胎于封建文化和西方殖民文化下的商業化要求將美女形象更多地當成了商品，月份牌畫中的女性形象也越來越脫離了真實的生活變成商品，隨著印刷機給商人們帶來了滾滾財源。而美女的變化不僅僅是服飾，還有發型、臉蛋、胸部、下肢等等身體特征，這在體育題材的月份牌畫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