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有旗袍么？

提問的是一批外國少年。時間雖然在7年前的1998年，可它一直縈繞我的心頭。

那年，世界中學生運動會第一次走出歐洲，來到上海。我們開辟了一檔《世界中學生看上海》的特別節目，其中有個內容是邀請外國中學生到上海中學生家做客。那天的聯系不順利，不是這個沒有空，就是那個已有安排。總算謝天謝地，奧地利隊晚上有時間。教練問隊員，誰愿意去？隊員轉而問我們：我們去的中國人家里，有旗袍么？

我們連忙回答：有有有。每個中國人家里都有旗袍，就像日本人的家里都有和服一樣。

這番撒謊真是迫不得已。本來定好下午就拍，可到太陽落山剛找到拍攝對象。不說那戶候客的上海人家已望穿秋水盼了七八個小時，如果這批奧地利學生不去的話，明天的節目就面臨開天窗的危險。

一聽說能見到旗袍，奧地利的少男少女爭先恐后，一個個舉手報名。

車開了。我們感到無比慶幸和聊以自慰的是，那些小老外提出的是要看中國人的旗袍，而不是要看中國人的小辮和小腳。可問題是：那一家是否能拿出旗袍？是否能同我們的鄰居日本、韓國和朝鮮那樣，家家都拿得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服裝來？

我的家里倒有一件真絲旗袍，是我母親給我女兒的。旗袍是她年輕時做的，時光過去50多年，面料還是那么的光潔和鮮亮；做工還是那么的好，沒什么脫線和掉袢的。

旗袍有連袖、裝袖、裝袖開肩縫等式樣，領挺腰收，緊身開叉，既能充分顯示女性的婀娜身材，又不失端正和雅致。在上世紀20年代，旗袍在上海可是領過風騷的。當時有文章寫道：“近日旗袍盛行，摩登女士，爭效滿裝，此猶趙武靈王之服胡服，出于自動，非被強迫而然者。”有識之士認為：“我們從這里也可看出當時的風尚，而中國女子思想的激進，這里也有線索可尋。打倒了富于封建色彩的短襖長裙，使中國新女性在服裝上先獲得了解放。”并由此點道，“像今日中國的女子在國際上已獲有的地位一樣，旗袍也是世界女子服裝界的一支新軍了。”這么看來，旗袍就成了一面開放革新和反潮流的旗幟了。

打有記憶到“文革”結束，在生活中沒見有人穿旗袍；所見的，只是在電影里。就是到了上世紀的80年代，全上海600多家服裝鞋帽專業商店中，專門做旗袍的只有龍鳳和綠葉兩家。去做旗袍的，除了演員做演出服，就是老外和海外華人。又過了10多年，就連演員做旗袍都有了困難。我認識一位上海評彈團的青年女演員，國慶45周年時，她還進中南海為***、朱镕基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演出過。

她對我說，現在是旗袍難做。一是做旗袍的裁縫越來越少了，二是做旗袍的錢越來越貴了。團里只做兩件演出用的旗袍，而一本書一般要說15天，倘若一個聽眾天天來，你起碼要有15件旗袍吧。在我采訪她的1996年，做旗袍的工錢就從每件30元漲到了50元。

旗袍一方面是離我們遠了，一方面卻又離我們近了。它出風頭的地方，移至時裝表演的T臺、儀式、餐飲和娛樂場所的小姐。她們的旗袍有個特點，下擺開叉的高度，足以讓《子夜》里的老爺子昏厥之后基本沒有生還的可能。旗袍有人穿是比沒人穿要好，假如穿的不是個地方，那還不如不穿。

旗袍原為清代滿洲旗人婦女所穿的一種服裝，辛亥革命后也成為漢族婦女的普遍穿著。于是，它也變成中國女性服飾的一個代表作，實際上也成為中國文化象征的一個重要語匯。老外們想通過中國人的旗袍來了解和認識中國，我們要告訴他們什么才是真正代表和展示中國人的精神、文化及本質的符號和形象。如同人們提及和服，必定想起大和民族；一說起菊花和刀，必定生發出有關這個民族的精神、性格和氣質來。按照美國教授W·愛伯哈德的說法，觀察和研讀這些符號和形象，是能夠獲得“比一般語言有更深入的效果，表達意義的細微差別以及隱含的東西更加豐富。從而，對別的領域也能有所啟發”。

日本女孩在3至5歲時要過“三五七”節，過節必穿和服，但大多數人家的和服是租的。因為孩子還小還要長個，買就不太劃算。到了女孩在20歲過成人節，那80％以上是要買一套和服的。日本人穿和服，多在莊嚴隆重的場合，譬如，參加婚禮、重要的PARTY等。韓國人也是這樣，婚禮等重大活動多穿本民族的傳統服裝。

記得那天，到了那戶上海人家后，奧地利的少男少女又是學燒中國菜，又是彈琴跳舞唱歌；始終沒人提出要看看中國人的旗袍，不知道是不是孩子們一時忘記了。后來我想，如果這幫外國孩子當場真的要看看中國的旗袍，那家人家是否能拿得出來呢？

這么多年來，“你家有旗袍嗎？”這句問話隱隱約約成了我心里的一個結、一個痛點。